【王曾瑜 ：治史心得（摘录）】
作者简介：王曾瑜，当代知名辽宋金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师从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著有《岳飞新传：尽忠报国》《宋高宗：荒淫无道》《宋朝军制初探》《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等作品。

本人治史，根底浅薄，先天不足，又兼之以后天失调，与前辈优秀学者确实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学问差距，所以必须声明，自己不必谬充“大家”之列，做人应有自知之明。但如今回顾起来，个人也有两条幸运之处：一是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对史识大有裨益；二是正逢研究手段革命的开端，即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本人原先只治宋史，在20世纪80年代，因工作关系，由辽史的外行和金史的半内行转为内行。90年代以来，既以批判中华古代专制主义、专制腐败政治为主攻方向，又得益于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故个人的研究，由辽宋金断代史逐渐走向通史，自秦汉至明代都写有专文，对秦汉以下的各代，已非全外行。另外也兼写小说与杂文。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治史极为重要。治史能力，大致是宏观的掌控能力和微观的渗透能力。宏观上不能准确掌控，就会产生方向性、全局性的偏差，甚至一错百错，极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微观的考证而论，当然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要领无非是去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证固然需要逻辑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下，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运用。

治史不应单纯为古人算账。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这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研究历史，在不少场合，史识是第一位的，发表出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论，很不容易。史识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追求真理，却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有条件者，也应中外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史识可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

史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歌颂正义，批判邪恶。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和研究，是维系社会良知和正义的重要舆论力量。
以上两条功能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

由于中华历史悠久，古籍浩繁，即使在古籍开始电子化、数字化的今天，史家的基本训练不可丢，治中华古史打基础，还是应当认真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断代史的观念仍不可废，治中华古史必须从断代史入门，方有深入的可能。但可以设想，将来史学学术竞争的主战场将不是在断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谁拥有的通史知识更多更深更广，谁的研究就会更精湛。高明的史学家的作品将会以千万字为统计单位。尽管今后古籍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而由断代史走向通史，仍将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

当今的学术腐败可谓五光十色，如趋炎附势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风等，不一而足，愈演愈烈。一切稍有良知的治史者应当起而抵制和反对，努力使中华史学的发展走上正道。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和时间，应是治史的第一要诀。科学无禁区，媚骨必然扼制史才，科学本身要求从事研究者无私和无畏，其中也包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

回顾个人的治史道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个人其实还是走一条学究式的道路。记得大师兄漆侠先生曾评论我的文章，有“拘谨”两字，说为他《宋代经济史》写的书评还放得开。这是80年代末所写，其实已经有点儿转型了。从90年代开始，我告别了学究式的道路之后，自问史识上有点长进，视野上有点放开，力求站在新的高度，探索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来龙去脉。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依我观察，在较为良好的政治环境下，知识分子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搞学问。然而在不良政治的环境下，却是另外的情况。大致有三类人：一是趋炎附势，曲学阿世，浑水摸鱼，以比他人多得到一碗或几碗残羹冷炙为荣，当然，毕竟是僧多粥少，有人可能中彩，成为“宠物”，更多的人则是黯然退出名利场；二是惹不起，躲得起，大致上还是追求洁身自好；三是多少有点儿良知，愿意为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尽一点非常微弱的责任，这就必须收获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承受乖舛的命运。

年过八旬，如果说本人感到有一点自豪的话，自己是光荣的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有人把北大精神概括为“难得清高”。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优秀的士大夫就强调清高。但如今的中国毕竟不同于往昔，是处在一个新时代。如果要说清高的话，不是古代优秀士大夫的清高，而是在专制思想面前，表现出民主的清高。在愚昧和伪科学面前，表现出科学的清高。当然，在腐败面前，也必须表现出洁身自好，入汙泥而不染的清高。这只怕才是所谓“北大精神”的精髓。愿以此与志同道合者互勉。
（出处公众号：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本文摘自王曾瑜撰写《简说辽宋夏金》一书，2021年10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