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近代的中国乡村结构，是乡绅和政府合作治理，用艾尔曼的话说，是partnership。这些乡绅是熟读儒家典籍的知识分子，往上参加科举进入政府工作，退下来告老还乡，参与乡村治理。后来这个阶层都进城了，乡村的权力被一批国朝太祖深恶痛绝的“土豪劣绅”占据。这是革命最先在乡村发动的社会结构基础。所以，所谓乡贤，只是一个框，它好不好关键在于框里的萝卜好不好。反帝反封建任务还没完成，尤其是反封建，要警惕腐朽残渣借着文化复兴反攻倒算。最黑暗的一些罪恶，跟意识形态没有必然关系，它植根于人类自私凶恶的本心。说教不行，法制也要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