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者：改变世界的五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摘录：
她的和平主义思想在战后的三部小说中愈发显著。《雅各的房间》（1922）聚焦于一个男孩在战前的生活，而小说不断提醒我们这个孩子必将在佛兰德斯的战场上死去。这部小说是为在劫难逃的青年而作的一曲哀歌。

在《达洛卫夫人》（1925）中，焦点转向了前线战争致人发疯的后续影响（那时将这类反应称为“炮弹休克”，而它现在的名字是创伤后精神紧张障碍）。

接着，在《到灯塔去》（1927）中，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安德鲁·拉姆齐也在盲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了，而令人震惊的是，他的死亡只在括号中轻描淡写地被提及。

与《战争与和平》等将战争看作人生一部分的其他书籍与电影作品不同，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战争不配成为作品的主题。

她坚信对杀戮的观看与阅读都让人的心灵见惯流血事件，从而诱使人间接参与杀戮。这类作品佯装激发人们的愤慨，但这层薄薄的遮羞布掩盖了它们暗地里对感受力的磨损。

拒绝书写战争主题无异于采取一种政治立场，即抵抗主流群体爱国主义的“虚构”。《到灯塔去》独具匠心的中间部分正如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之间的一条空白的连廊，包括安德鲁在内的个人的脸庞被时间的流逝吞噬了，而拉姆齐一家代表的文明也衰落了。

预示安德鲁的毁灭的是荒诞的英雄主义：它是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公众记忆，为他的父亲所支持，也为桂冠诗人所歌颂。“他们善骑又勇敢”，这是拉姆齐先生喜欢朗诵的句子；他为丁尼生对军事灾难的美化赞颂而激动不已，结果踉踉跄跄撞上了画家的画架，几乎把它撞倒了。

轻骑兵的冲锋是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的那类行动。但什么是历史呢——弗吉尼亚·伍尔夫向纽纳姆和格顿学院的学生们发问。

打开特里维廉（Trevelyan）的英格兰历史，她看到了百年战争、宗教冲突、西班牙舰队和众议院。历史选择的是暴烈的剧变，而不是一个维护着家庭秩序的小岛的母亲。

在《琼·马丁小姐的日记》中，弗吉尼亚·伍尔夫虚构了一份被历史学家斥为毫无价值的文献记录：这份记录从玫瑰战争处移开目光，转而关注家庭生活。这份日记表明保卫她的国家的并非左冲右突的暴徒，而是像琼的母亲这样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