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劳东燕：收买犯罪影响人性尊严，应适量提高刑罚。

每日人物：刑法之外，您觉得其他法律还可能怎样抑止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犯罪？

劳东燕：民法领域我也有一些考虑与建议。当然我不是民法学者，只是提出一些思路或建议供参考。那些收买的人，主要就是为了传宗接代。那么，在法律层面能不能对传宗接代这种需求进行阻击呢？

你不是想传宗接代吗？那在法律上根本就不承认你与所生育的子女有亲子关系。否定亲子关系的话，子女未来在法律上对收买人不承担赡养义务，收买人的犯罪前科也不至于影响孩子的政审与就业等。还有改姓问题，是不是可以由女方来决定孩子要不要改姓？如果女方不愿意收养的话，国家层面收养方面的配套是不是得跟上？还有财产方面的问题，被收买的女性得到相应的救济财物，是不是应当认定为个人财产？而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当然这个需要民法专家进一步论证。如果民法的措施没有跟上的话，刑法只是打击拐卖收买犯罪，虽有必要但并不充分。在拐卖的问题上，需要民法、社会法、行政法，还有社会保障方面，都一起跟上才行。

每日人物：我们在电影《盲山》里看到，被拐卖的女性试图逃跑，但是村民会进行阻扰。

劳东燕：对，按照现行有效的法律，阻碍的村民会涉嫌其他的犯罪，包括妨碍公务罪与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法律必须是严肃的。如果村民实施了妨碍公务的行为或阻碍解救的行为，根据现有的刑法，只要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就应当予以追究，不能搞法不责众那一套。

每日人物：您在朋友圈里说，在拐卖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切实的权益在其中，可以展开讲讲吗？

劳东燕：这类案件，并不是单纯的女权问题，而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涉及个体的基本权利。我自己是女性，我也有女儿，但是这种把人当作商品的行为，不存在女性主义与男性主义视角的差别。既然是涉及到人类层面的基本价值观，就是人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涉及作为人的切身权益。

第二层意义上，你作为女性本身，由于一记闷棍，可能就滑到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上了；而作为男性，也会有姐妹，会有女儿，你还有母亲。从这两个层面来讲，我都觉得关涉到每个人的切身权益。

每日人物：您还转发了一篇您之前的研究生讲述自己差点被拐卖经历的文章，这件事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吗？

劳东燕：对，我的这个研究生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需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去上学。她每天早上很早出发，都是一个人去学校，有一次遇到一名男子问路，要她领到他想去的地方，她没有答应，对方还跟了她好久。幸好她比较机警，没有跟着去，如果去了的话，可能就会彻底改变她的人生。她后来跟我说，读到北京丰台被拐卖的女孩张小丫的故事，发现同样是以问路为借口，真地是吓出一身冷汗，所以写下了这件事情。

还有另一位我认识的女孩，在一家律所工作，大概七八岁时，有个男人在路上要把她拉走，当时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很像小男孩。当时她大声喊叫，幸好附近有人。她小的时候就是生活在大城市里。所以每个人都不能心存侥幸。

你在新闻里看到的报道，往往是因为中产阶层的父母不放弃，一直坚持寻找才得到破案的机会。但大部分拐卖的情形，被害人往往来自偏远山区，她们的父母或亲人一般也没有能力督促侦破案件、执法资源又比较有限，如果缺乏有力的督促，很多时候这种案子就会不了了之。所以她们就更是沉默的大多数。

每日人物：最近对于拐卖、收买犯罪的关注，对于您来说也是一个重新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劳东燕：经过多年的教育与启蒙，在我们这个社会，民众的价值观是会与时俱进的。你把一个女性，把一个儿童当作商品来买卖，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当中，是极其不能容忍的。好多人为什么自发地去关注，我觉得就因为涉及到切身权益。你完全不知道你的亲友或者你自己，有一天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遭遇。我自己做刑法研究，怎么可能不知道中国有拐卖犯罪。只是刑事司法中，也有其他的社会问题，学者的关注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没有触目惊心的事件出来，肯定是会关注自己认为应当关注的问题。就我来说，近些年来对个人信息犯罪与贿赂犯罪就更为关注。眼下拐卖的案件引发高度的关注，同时在公众层面又通达成基本的共识，这就说明相应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直面和解决它的时候了。如何利用好这样的契机，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处理好这样的个案，对于推动法治进步、推动社会问题的改善，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