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感觉自己步入了中年# 拨通了120急救电话，当我听到一声“您好”，就开始陈述患者（我妈妈）的基本信息和状态，然后简单提供既往病史，最后告知详细地址。整段对话，接线员几乎没费什么口舌。

挂断电话，我老公已经把我妈从卧室的床上抱到了客厅的沙发上，外套也已经穿好，准备到小区大门口迎接救护车，走近路，这样可以缩短不少时间。

接下来的大约十分钟时间，我先是把我妈妈之前各种检查的胶片找出来，待会儿到医院可以提供给医生，帮助判断病情。然后再把住院会用到的薄被、防潮垫、卷纸、湿纸巾、盆、毛巾、牙具、充电宝等准备齐全。这时，我老公打电话来，告诉我救护车接到了，我马上开始收拾客厅，把茶几、椅子、植物什么的全都推到一边，留出足够的空间给急救人员操作。

想起一句网络流行语，这一套操作，我们真是“熟练得让人心疼”。

我是从二十九岁开始跟医院打交道的。那时我刚结婚一年多，一切都是很美好的样子。直到有一天，我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前一晚洗澡的时候摸到左侧乳房里有一个硬硬的肿块。我嘴上安慰着她，说她乳腺增生也不是一年半年了，并跟她约时间陪她去医院，但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向深渊走去。

检查的结果是高度怀疑乳腺癌，因为没有做病理，所以不能下最终诊断。但我从医生的眼神里，似乎已经看到了最终诊断。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与医生配合演出那个“患者去走廊等一会，家属留下”的戏码。

我妈当时还不到六十岁，头脑灵光，电视剧也看了无数，这样的戏码骗不了她。我一出来，她就用洞悉一切的眼神看着我并几乎还原了医生所有的话。我失去了继续演戏的资格，只好向她和盘托出。我妈最好的朋友、还有家里有个亲戚都在前两年患了这个病，手术之后恢复得很好，这使得我妈比我预想中乐观得多。

我是进过手术室的人，大四那年患急性阑尾炎。手术室里的时光很快，医生只是往我的脊柱上扎了一针，再醒来，已经在病房里了。但我经历过这次才知道，手术室门口的时光那样慢。

我妈手术那天，我们从病房出发得早了些，走到手术室的时候，还没轮到我妈。所以我妈跟没事人一样与我、我爸、我老公、我姨一同坐在手术室的门口的长椅上等大屏幕叫号。我们聊一些琐事，聊一些家长家短，没有一个人提及病情。如果不看我妈身上的病号服，不看周围的环境，倒可以用“温馨”二字来形容当时的气氛了。

直到大屏幕上出现我妈的名字、手术室的大门哗一下打开、上一个患者被医务人员推出移交给家属、我妈走进去，我们四个人脸上的云淡风轻一下子消散了。我望着我妈的背影，她一边走一边跟医生交谈着什么，渐行渐远，然后身影被逐渐关上的大门一点一点遮挡住，我知道，我人生里也有一扇叫做“无忧无虑”的门永远关上了。

李清照说“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是再正确不过的。当时间用来等待时间过去，就会变得很慢。我姨一直用手机跟其他家人汇报着情况，我爸大部分时间都是把脸埋在手里，我老公双臂环抱胸前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来回踱步，而我，只是盯着那扇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等待把几个小时的时间切分成了三段。我们先是等待麻醉医生叫我们谈话，确定麻醉开始、手术开始，当然也确定风险开始。我妈妈是有心脏病的，看着知情同意书上那一长串可能会出现的状况或是危险，我承认，我手抖了。

签完这个字，时间变得更难熬。广播变成了薛定谔的那个盒子——当我妈的名字再次响起，没人知道洽谈室里等待我们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每一秒都在祈祷是好消息，但坏消息还是来了，病理结果是恶性。这并不在意料之外，所有人都在手术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甚至我跟医生对话时也相当平静。可我们走出洽谈室之后，我和我爸还是相拥哭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爸的眼泪。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比我妈后进入手术室的患者都出来了，我妈还是没有消息。手术室那扇大门好像对我施了魔法，只要它打开，哪怕我明确听到了医生喊的不是我妈的名字，我也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走过去向里张望，顶着不耐烦向医生询问我妈的情况。

我妈出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是她苏醒得慢一些，所以出来得晚，手术还是很成功的，我向医生报以感谢。就在那扇门旁，我爸我姨他们在给我妈盖被子、拿东西，我妈问我：“是恶性的吗？”我回答她说：“医生说了，手术很成功。”

我妈手术真的很成功，接下来的几次化疗也很顺利。到第二年秋天，她因化疗掉的头发也全都长出来了。我带我妈去复查，一切正常。那年，我们过了一个很欢乐的春节。
然而，慢慢恢复的美好又在元宵节前一天崩塌了。那天我还没起床电话铃就狂响，拿起来一看是我妈，我便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因为我妈从不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我妈在电话里大喊，你爸病了，快回家。

我们先是把我爸送到了家附近的一家医院，检查结果是脑梗，好在面积不大。可是到了下午，我爸的病情突然加重，医生建议我们转院，我们又乘救护车赶往一家三甲医院。整个急救过程我一直处在恍惚的状态，只知道不停地签字、签字。我妈手术的时候我给她签字，还知道担心和害怕，而这次，连担心和害怕都无暇顾及。重新做了几项检查，和上午的片子一对比，梗塞面积扩大了好几倍。我清楚地记得，夜里一点半，我爸上了呼吸机，抢救算是结束了。接下来，又是等待，等待ICU病房的床位。

第二天下午，好消息传来，ICU有空床了，这意味着我爸将能得到最好的治疗。ICU是不让家属陪护的。把我爸送进去，按护士的要求把物品准备齐，再和医生谈完话，出来时，天已经黑透了，没留一丝生气。走廊也安静得吓人，像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安静。从医院的窗子向外望去，红彤彤的，是花灯的颜色，也是玫瑰的颜色。那一天，既是元宵节也是情人节。

ICU病房门外是一个并不宽敞的大厅，这是家属的临时生活区。靠墙相对摆放有十把长椅，每把长椅上都铺着被褥，长椅下面，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我是新来的，没有长椅，就买了张防潮垫席地而卧。当天夜里就有一个患者去世了，他们家人默默地收拾东西离开，我便也有了长椅。第二天家里给我送来好多用品，我看起来也像一个“老人儿”了。
由于同命相连，这十来个家属相处得非常融洽。提供短缺的物品，分享各自的美食。唯有一点，不安慰，哪怕看着谁的眼圈红了，也若无其事。因为彼此心里清楚，这眼泪是劝不回去的。若不想哭成一片，还是不作声得好。

家属们如果想去卫生间，需要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普通病房。ICU的家属们经过这一间一间的病房，不时向里边张望。看着那些家属们给亲人或喂饭、或擦洗、或扶着他们一小步一小步地练习走路，心里充满了羡慕。无论患者是什么样子，起码可以踏踏实实地为他付出，那是一种可以触碰到的喜悦。而于我们自身，能做的，只有守在那扇门外。

五天之后，我爸还是离开了，我出乎意料地平静。我忽然想起刚来那天夜里去世的那位病人的家属。我当时和衣躺在那，假装睡觉，无法理解他们怎么会那样安静，甚至连啜泣都没有。仅仅五天，我也做到了，这是ICU门外的时光教会我的事。
图片《芝加哥急诊》剧照

之后的几年，过得很平淡，只是看着我妈越来越老，精神状态大不如前。某一次我带她去复查乳腺，随口让医生多开了一项脑CT的检查。乳腺科的医生不会看脑CT的片子，我又找到我一个神经内科的朋友。我朋友把片子朝光举起来，说：“这人年纪不小了吧？”我说是我妈，六十多了。我朋友说：“看片子，可不止六十多。脑萎缩，白质也有病变。”
一项新的考验开始了。脑萎缩和脑白质病变都是退行性的，不可逆，没有药物能够治疗，我也好，她自己也好，都只能选择接受。她的视力在一点一点变弱，腿脚也越发不灵便，头脑也越来越不灵光。但这些缓慢发展的症状，我都可以通过调整照顾她的方式来应对。最怕她感冒。她只要一发起烧来，语言、肢体、意识就会在短时间内丧失能力，状态非常吓人。用上药之后，又能很快恢复到之前稳定的状态。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连会诊的专家也说不清。

前些天，她又感冒了，于是发生了开头的一幕。急诊科医生举着片子跟我探讨她的病情，夸我专业，我又何尝想这样专业呢？

有一次跟几个朋友聊人生，探讨人到底何时进入中年。是四十岁，还是四十五岁？我觉得都不是。只要父母中有一个生了大病，这个人就进入了中年。我是二十九岁。

《急诊科、手术室、ICU外的等待，我在29岁步入中年》文 | 读者：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