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过去的传统——蒙学课本 无锡 王星】
胡适在《四十自述》一书及增订残稿里说，他经过了9年私塾的学习，先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字书，之后他四叔便以其父所撰写的《学为人诗》教他，此后他又读父亲编的《原学》，第三部是《律诗六钞》；接下去是《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等等。到1904年，胡适进入梅溪学堂，这已经可以算是一所新式学堂了，虽然此时的梅溪学堂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科。他被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的中文读本是《蒙学读本》，英文课用的是《华英初阶》，算学课本是《笔算数学》。纵观胡适的学习经历，传统教育根深蒂固，新式教育影响肯定也是不小。
在今日，传统蒙学与新式教育孰优孰劣纷争不断，在胡适个人身上，很难作出正确判断。新旧教育，最为直观的区分在教材或者是读物，反观胡适的自述，那些传统蒙学课本的名称如雷贯耳，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哪怕是那些疾呼恢复传统蒙学教育的“大师”，自己也未必真正读过几册。传统蒙学课本，并不是那么简单——
一、启蒙与传承
根据《史记》等史料的大致描述，约在唐虞时代，中国就开始“设官任人，教育之法渐兴”。在那个刀耕火种、结绳记号的时代，教育的作用更多是传授生活经验，当然也会有一部分历史的传承。从历史文献的记录中，“庠”这一专门机构与教育有着重要关系。《礼记•王制篇》中说，“有虞氏（舜）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显然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养老机构，也只有这些老者，才能够担负起经验传承的大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庠”中“养老教小”的一派情景。此时尚未有系统的文字，没有记录的载体，人类文明史上最初的启蒙和文化传承，就是依靠口耳相授、代代相传。然而到文字和书籍出现之后，一切都得到了改变。
夏商周时代，教育制度不仅完全建立健全起来了，而且都有完善的教育机构，《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这样总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缺失，从口耳相传到文字发明后甲骨、竹简等载体的出现，我们无法得知这一阶段是否有成型的、专门用于教学的书籍存在。
专门的教育机构出现，但是服务的只是一小部分人。智慧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渴望。从封建王朝制度形成开始，由于官学重在培养、选拔统治人才，以私塾为代表的私学主要起到了一个初级启蒙、基础教育的作用，具有教育的普遍性。所以，私塾阶段最浅显的教学内容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后简称“三百千”）为主，之后稍微难一些，就用《千家诗》、《神童诗》、《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幼学杂字》、《女儿经》、《女二十四孝图说》等读物。私塾是中国传统识字认知的起始阶段，其所读的内容也不过是蒙学读物为主，最难不过是学一些“四书五经”、《鉴纲》、唐诗等，为后期能够顺利阅读各类儒家经典或升入高一级学府求得功名打下基础。
可以说，“三百千”等的出现极大促进了文字、文化的普及，“三百千”等几乎成为中国孩子读书认字的必用初级启蒙书籍，成为中国教育史上通用时间最长的传统蒙学书籍。这些蒙学书籍并没有学科意识，在识字、习字的同时，兼具文、史、哲、数、医、理等内容。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些课本肯定不能简单等同于后世的教科书或语文课本。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没有这些传统的蒙学书籍，中国的文字和文化得不到基本的普及和传承，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强调这些传统蒙学书籍的重要性。
二、读物与课本
虽然孔子“弟子三千”，但是面对面广量大的基础人群，这只是杯水车薪。幸运的是，孔子作为至圣先师，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普及他的教学思想。从目前对孔子教育的记载，孔子主要通过删定各类典籍，以口述讲解的方式进行教学。这些文学著作的部分内容成为教学的载体，同时孔子的学生们将他的言行及授课内容记述下来，逐步成为后代通行的教学范本。经过一代代的积淀，传统蒙学课本最核心的内容“四书五经”就这样形成了。
无论是孔子未删定的典籍还是孔子本身讲学的内容，与初级蒙学书籍“三百千”一样都还属于文学读物性质，他们只是被有意识地进行加工后用于教学。私塾的发展得益于孔子提出“兴私学”，这能够克服统治阶级的教育垄断，同样蒙学书籍能够被用于私塾的教学中。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私塾更多地承担了相当于现世小学的功能，再要继续学下去，特别是要通过科考走向官途，升入官办的州学、府学、县学及书院（也有部分是私学）是唯一选择。但不管你是在私塾还是在官学，“一朝中举天下知”，正所谓“考什么，决定了教学什么”，传统蒙学书籍的作用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变化而被不断强化，隋唐以来建立的科举制度使蒙学书籍迅速转化为蒙学课本。
因为是用于课堂教学的用书，久而久之“课本”一词应运而生。但是根据笔者考证，“课本”一词正式出现并不算早。目前所见实证，传统蒙学课本中直接在书上注明“课本”二字的蒙学书籍出现在乾隆年间，其中之一就是《四书朱子本义汇参》。
《四书朱子本义汇参》是清初著名儒学大家王步青74岁那年（乾隆十年，1745年）为教学需要编印的蒙学课本。他年轻时曾教过私塾，后在雍正元年（1723年）被赐为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晚年辞官后，在家乡金坛开设授书馆。此书分朱子章句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等，共四十五卷。细心留意该书可以发现，每页版芯均镌刻有“敦复堂课本”字样，“敦复堂”三字在左侧页，“课本”二字在右侧页。
乾隆十年，王步青，《四书朱子本义汇参》书影。右图右侧书脚有“课本”二字。
除了“四书五经”外，文体要求也是各场考试要关注到的问题。历代以来，古文、诗赋等是学子学习的主要文体。明清时期推崇唐宋古文，所以像《唐宋八家文读本》、《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古文合评》等书籍也成为了传统蒙学课本；诗歌方面，《唐诗便读》、《唐诗三百首》、《唐诗合解》、《五朝诗别裁集》等则成为首选。以上这些书籍，绝大部分成型于清代，甚至有不少都成书于乾隆年间，这是巧合，或许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值得细细研究。其中，序言由王步青写于乾隆十年（1745年）的《古文合评》，也被印上了“春晖堂课本”字样，虽然不知道确切刊刻年代，但也可以作为我国早期“课本”的明证。
乾隆十年序言，王步青手定，《古文合评》书影。右图有“春晖堂课本”字样。
《四书朱子本义汇参》、《古文合评》的发现，证明我国传统教育中“课本”的概念早已形成，并且这种课本不仅仅是“四书五经”的原著，还带有后期加工编订色彩。遗憾的是，这时的课本不仅没有学科概念，还都以文选形式出现。这些课文不考虑上课时间的问题，讲到哪里算哪里，并没有因“课（时）”选文。

三、异化与灭亡
隋唐时代，乃至到宋代，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对宽泛，随意性比较大，但总体是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蒙学课本范畴。到元代仁宗时，官方下诏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科举考试者的指定用书，并以朱熹等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科举考试者增试科目的指定用书。从此教育的功利性不断强化，“四书五经”及相关的内容成为必学。所以，“四书五经”原著就成为各代学校最基本的高级课本。因为限定了考试的范围，甚至指定内容的注释版本，直接导致“四书五经”原著型的蒙学书籍需要改进，从而产生出大量的衍生品，
以上这些书籍，书名中大都带有“体注”“备旨”“述要”等字眼，其实“体注”“备旨”就是对“四书五经”进行点评与批注，一般都是以朱熹等宋儒观点为准，这样方便学生理解内容，更容易用来应付考试。而“精华”“典腋”“述要”无非就是将内容提炼出来，更利于专题、集中学习。以上仅仅是此类书籍的冰山一角，从清代初期到民国，此类蒙学书籍始终没有停止过印刷、使用。根据目前可知的史料，在明、清两代，很多小型刻书坊专门以翻印这类课本为生，由此可以想象，这种书籍被大量翻印，也必然变相促进坊间刻书业的繁荣和兴旺。
无论是注释还是提炼，相比较“三百千”等蒙学书籍，这些书籍更接近于专用课本。此时的蒙学课本具备了适应考试需求的特性，会根据国家教育或相关制度进行调整，遵循一定的规范进行编写，且主要适用于学校或个人学习使用。
明清两代，官方规定试卷须以“四书五经”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气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同时还将学校与科举结合，所谓“学校储才，以应科举”。于是，各地学校为追求科举录取名额，常以八股时文作为主要教育内容，到后来不少人索性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八股文范文。不久市场上就出现了各类以时文诗赋、试贴小楷汇编而成的“帖括”，冠以不同的名称，摇身一变，也成为了一些学校的常用课本。
这类课本，大都是优秀八股文或考试诗赋的汇编，可能是某一学校学生的优秀习作，也可能是参加各级考试的优秀答案。书籍的编排一般以题目涉及“四书五经”内容先后为顺序，有的文章后还附有点评。由此可见，传统蒙学课本与考试息息相关，这正好合了《说文解字》对“课”的解释，“课，试也”。如果说，以朱熹注疏为主加工过的蒙学课本，相当于现在那些课文解析类教辅书籍的话，那么这种“塾课”“试贴”等，就类似于现在的优秀作文集或试题汇编。据笔者所见，在道光年间出现了李元度编《小题正鹄》（道光丙午新镌，1846年），也是此类书籍，书的牌记上则直接标明“李氏家塾课本”字样。可见，课本是按照一定教学要求编排内容，专用于教学的特殊书籍。
我们可以发现，经过千年发展，我国的传统蒙学课本，除“三百千”等初级启蒙课本基本不变外，高级阶段的蒙学课本，经历了从最初文学作品删定，到注释、阐述加工，再到定格式、定文体的过程。最终，作为考试“敲门砖”的八股文课本盛行，致使大批学生知识单一、思想僵化、脱离实际。无怪乎周作人将八股文与“鸦片”、“缠足”、“阉人”并列，认为是荼毒中国人的“四大害”。于是乎传统蒙学课本被不断异化，成为了清末民初被人病诟的最大祸害！特别是新学被引入中国，分科成为必然，新式教科书应运而生，传统蒙学课本便逐渐淡出国人视线。
无论怎样，从孔子删定书籍，后人阐释经典，到王步青自觉为教学编写课本，中国传统蒙学课本的发展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必须是作者为后世学子的启蒙学习，教师的有效教学而编著的专门书籍。这些书籍的内容基本按照各个时期的教学目的或考试要求来选择，一般被大批量地用于官学或私塾等学校，也可能成为学子自学的材料。它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基本工具，反映出各个时代培育人才的基本意志。传统蒙学课本并没有特殊的学科特性，并不能代表最精华的民族文化，其作用并不在于国学基础的启蒙，掺杂了太多的时代特性，因此它们无法承担起直接复兴国学的重任。
其实，深入了解传统蒙学课本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传统蒙学课本的文化特性随着时代而发生改变。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回归过去，而是从这些传统蒙学课本发展史中汲取些经验，看看怎样才能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看看用什么才能传承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王星，江苏无锡人，语文教师，目前任江南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书记、副校长。近年来重点研究语文教科书，个人收藏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1500余种，近五千册。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课题，参与策划出版读库《日课》《自然课》《美术课》等。

本文转自http://t.cn/A66J8YcK

裸背毛邊裝《狀元閣蒙學叢書》第一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龍文鞭影，五種），傳古樓影印 http://t.cn/A66J8Yc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