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除了病毒演化与传播的实务视角之外，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们没办法走躺平路线，还有三个务虚的原因。

一是“家长负责制”的社会传统深入骨髓。中国农耕文明比较稳定，所以形成了一种复杂的金字塔状社会结构。对应的治理特点，就是上一层要负责给答案，没有答案就找再上一层。普遍上，很难真正做到所谓的风险自负，跟扁平化结构呈现的特征不同。有困难有问题找政府，是写进出厂设置里的。这种观念不是你为了躺平，说改就真的能改的。后面该找还是会找。

二是近代史的伤痛难以忽视。我一直说的观点是，西方种族那套我们听着没感觉，是因为我们在种族上没包袱，但我们有自己的包袱。这就包括看着同胞受难、死去却毫无办法，当年是因为国家孱弱。所以我很难想象今天这个社会能对同胞的苦难和逝去无动于衷，这几十年的奋斗，初衷不就是为了不再有这种事吗。到时候，满地的一粒沙。

三是生命价值和家庭关系。生命观上，我们讲寿命、讲“善终”，对死亡和疾病更敏感。家庭上，从组织和情感上都有非常紧密的代际结构，在这里面孩子是个宝，老人也是个宝。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对本人，还是对自己家庭里出现的疫情影响 — 哪怕仅仅是确诊，更别说重症或死亡，会更难以接受。实际上关于得病这件事，你别说新冠了，看看孩子感冒家长的反应就知道了。

这种理解下，你可以想象一旦出现大规模疫情，对社会的冲击是会非常大的，它的痛苦不仅仅是实质上的，还有每个人的观念上的。昨天那篇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好，正常行为不等于能回到正常生活，它会使生活更混乱。

等这些基本观念饱受冲击的时候，还有“正常”可以回得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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