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压迫与性别压迫】
很多强调性别压迫是女性困境根源的radfem喜欢以两性对立的矛盾来压倒其他一切社会矛盾，比如从MacKinnon的“女性的阶级关系通过男性构建”延伸出“女性的种族关系通过与同种族男性的社会关系构建”，继而强调性别压迫优先于种族压迫。
这种说法首先预设了女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必须处在两性的对立中，man是一切社会关系、权力、分工的中心和标准，而女性是作为not-man的参考项体现。
刚好最近又在重温bell hooks女士的著作，真诚建议老秦feminists在没接触过有色人种feminism特别是black feminism的前提下，不要自我带入精神白人中心，妄自对种族与性别的交叉矛盾做加减法和提纯法……
中产白女feminist说女性的社会身份通过男性构建，因此有色人种女性先是女性再是某一种族；但black feminists会说黑人妇女（大多是工人阶级出身）身处制度化的复合结构剥削之下，忍受着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压迫。
一个独身的黑人女性在50年代必须让座给白人女性，这里由种族引起的社会不公不能靠转嫁给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的关系来消解。
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时期，Angela Davis是从女性自身角度为堕胎自主权辩护的black feminist ，她同时指出虽然白人和黑人妇女都会因意外怀孕却没有堕胎权而无力掌控自己的身体，黑人女性还在遭受着种族歧视性的强制绝育计划带来的痛苦。但在白人女性主导的女性争取堕胎权和reproductive justice论述中，黑人女性承受的种族歧视经历被忽视了。把这单纯归结于黑人男性不行，所以作为生育黑人男性的黑人女性也得强制绝育——这里的种族主义内核还不够明显吗？在这个问题上，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的恶果同时作用在黑人女性身上，是不能把它简化成多重压迫都通过性别压迫体现的。
甚至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有色人种女性也在公开抗议白人女性对自身的misrepresentation和他者化叙述（如认为有色人种女性都处在极度贫困、没受过教育、依附婚姻家庭的处境中）以及在学术领域边缘化有色女性学者的情况。80年代bell hooks在参加feminist study研讨会上公开质疑为什么引用的资料没有来自有色人种女性作者的，然后被在场的白女学者群起而攻之。到了2013年，黑人女性人类学家Lynn Bolles依旧在抗议白人女性主导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界在忽略和弱化黑人女性人类学家对这一学派理论基础和发展的贡献，黑人女性人类学家们还因此发起的Telling the story straight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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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white feminists在强调自己没有“社会特权”时总爱和社会食物链第一层的白人男性对比，或者举出黑人男性针对白人女性性犯罪的例子来证明白人女性受黑人男性压迫，又或者像Lillian Hellman那样通过回忆黑人女佣（被自己的白人家长授权的）对年幼的自己强硬管教，证明自己作为白女也会受到黑人女性压迫。正如同黑人男性为证明自己的性别歧视没有伤害黑人女性，而是种族压迫伤害最大时，喜欢跟社会第一位的白人男性对比，或者在教育率等具体社会问题上与白人女性对比。
但ta们都在对着黑人女性遭遇的种族压迫、性别压迫的交叉困境顾左右而言他。正如bell hooks在《黑人妇女：形成女权主义理论》中说“黑人男性的性别主义者破坏了根除种族主义的斗争，而白人妇女的种族主义者破坏了女权斗争。”【只要ta们依旧把liberation理解为获得与白人男性privileged/dominated class一样的“社会平等”，那么ta们在持续的对他人的剥削和压迫中便有着既得利益。】

“共同压迫”和“苦难不可量化”在作为抽象理念的时候没有问题。在有色人种性少数女性等弱势中的边缘群体，号召所有少数群体跨越阶级、种族、性取向等限制，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heteropatriarchy相互勾结的“共同压迫”时也很合理。当black lesbian feminists强调多重压迫在复杂社会环境中错杂交织，共同造成了无产阶级黑人女同的困境时，说“苦难不能量化”也是合理的，因为这里的交织是多种社会矛盾互相体现，而没有先后表里之分，只是在具体条件下每个因素造成的影响会不同。
但是当中产白女Leah Fritz问出“强加在一个有钱妇女头上的并且导致她发疯或自杀的无聊和空虚，与一个靠福利救济生活但还保留着一些精神的贫穷妇女所遭受的苦难相比，哪个更加深重呢？” 时，强调女性受到共同压迫和女性的苦难不可量化，呃……省省吧您…
正如bell hooks强调，【尽管父权社会对全体女性的压迫是普遍的，女性的具体社会经历存在差异性，阶级、种族、性取向等复杂社会因素的联动，会导致性别压迫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影响在程度上和形式上千差万别。】
而对【阶级】的理解，应当参考Rita Brown的论述，阶级不单指生产关系和经济收入，阶级涉及人的行为和对生活的基本设想。阶级决定人的经历，而经历证明了基本设想。而人所受的教育会影响人如何理解和处理社会事务社会关系，阶级意味着一种行为方式。因此在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中，当引导主流的白女号召女性走出家庭重回职场，已经在工厂和家庭承受性别种族资本多重剥削的黑人女性群体会感到格格不入，会感到自己的真实处境没有被“看到”。黑人妇女不是靠阅读中产白人妇女基于自己生活经历体验引发的理论思考，才意识到存在社会化系统化的性别不公的，相反，“（黑人妇女）她们通常都有直接向主流的阶级主义、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社会结构及其ideology挑战的切身经历”。因此black feminists会脱胎于白人女性主导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和黑人男性主导的民权运动，选择走种族和性别平等都要同时争取的路。
受压迫意味着“没有选择”，【但不同社会身份的女性群体在具体问题上的选择权是不同的。】被拐卖强制结婚的贫困山村女性和被家庭与社会舆论逼婚的都市女性，虽然都承受着父权制的共同压迫，但至少在婚姻选择权上就不是对等的，她们对婚姻的认知也是不同的。因此，【社会身份的多元性、社会经历的差异性、社会压迫的多重性，共同指向了女权主义的交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