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搞“肃反”、伸手要官，被毛主席点名不可救药。1992年11月，开国上将陈再道在报纸发表黄麻起义的纪念文章，公开称呼戴季英为“同志”。这一声“同志”，表达了他对戴季英遭遇的同情，也是拨乱反正的呼吁。

在党和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戴季英是一个悲情人物，也是颇具争议的人物，既立有大功，也犯有大过，命运极为多舛，围绕在他身上的种种面纱至今仍带有神秘色彩。

戴季英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黄麻起义之前，黄安城头张榜捉拿的92 名共产党员中就有他的名字。1931年6 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戴季英是省委委员。之后，又出任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政委。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重建红二十五军，戴季英仍为七十四师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长征期间，戴季先后任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

抗战爆发后，戴季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高敬亭错杀后，原四支队改编成四、五两个支队，他出任新的四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夏，与王树生一起开辟河南根据地，出任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以后，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历尽九死一生。

以戴季英在新中国成立前22年的革命历程来看，一直坚守在最危险的地方；以其党内履历来看，也常居高位。但戴季英之所以存在众多争议，一个是其在“肃反”中犯有错误，一个是向中央伸手要官，这是他的两大败笔。

整个鄂豫皖苏区肃反、红二十五军肃反及陕北肃反，戴季英都深度参与其间，这也成为其一生最招人诟病的地方。

戴季英是专搞逼供信的“肃反专家”，他曾经参加过对许继慎等红四方面军著名将领的审讯，在红二十五军时他曾经亲手将包括团政委、参谋长等在内的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在陕北，戴季英参与了对包括刘志丹等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逮捕和审讯，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周副主席怒斥戴季英：“像你这样的真革命，越少越好。”

“肃反”这种令仇者快、亲者痛的行动，非但不得人心，还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及“冤烈”产生，这无疑会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中严重的政治污点，新中国成立后“论功行赏”，戴季英招致贬斥，只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的职务，不被重用。

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戴季英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 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的一把手。因心里不满，戴季英倚老卖老、自我标榜及固执己见，说了不少突出个人、反对领导之语，并向毛主席及中央邀功，要做中央委员，做河南省委书记。此所谓伸手要官，这也是戴季英的第二错。

毛主席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 “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公职。

纵观戴季英一生，其犯有严重的历史错误，但他并不是叛党、变节分子。即使戴季英犯过许多错误，也不能成为抹去他功劳的理由，更不能因此怀疑戴季英对革命的忠诚。

戴氏一族满门忠烈，父亲被国民党活活烧死，母亲被土豪打死，戴氏弟兄五人，除他之外四个兄弟全部为革命牺牲。戴季英家乡的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戴世英村村民谈及戴季英，除了叹息和哀婉，末了总会加上一句: “革命不容易啊，一家人就只剩他一个了。”

一个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家庭走出的革命幸存者，是不可能站到革命的对立面而借“肃反”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他之所以在“肃反”中表现得又左又激进，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家庭深受反革命迫害，他最痛恨反革命分子，因此将一切怀疑分子都打成反革命，这是历史情势及戴季英个人极“左”思维惯性共振之结果，也是他的悲剧。

最可悲的是，戴季英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在为党清除“害群之马”，是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直到晚年，戴季英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和中央决议下给他的结论，他仍然表示不接受。

从鄂豫皖到中原，戴季英一直战斗在最为艰苦的地方，经历了无数的九死一生，这是旁人所不能及的，如果戴季英要叛变革命，或者想贪生怕死、贪图安逸，可以有太多机会不走这条荆棘之路。但血雨腥风之中，戴季英也从未有过任何动摇。

革命者不为升官发财是一种美德，但论功行赏也合情合理。比起很多双手沾满共产党员鲜血但依然受到重用的起义投诚人士来说，这样一个从麻黄起义一路走来的老战士，以其河南军区政委、中原军区副政委、鄂西北军区政委的履历来看，如果把戴季英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这一切的悲剧，是否能够避免？后人唏嘘之余只能这样猜测。

“文革”期间，包括郭述申、韩先楚、周世忠等一大批原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通过各种途径帮助戴季英说话，希望其能安享晚年。1984年，党中央对戴季英予以平反，恢复党籍、省级干部待遇。1997年10月28日，戴季英病逝，享年92 岁。

历史仿佛跟戴季英开了一个玩笑，但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千秋后代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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