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下午，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偶然发现山东厅北侧的双层玻璃被不明枪支击穿。周总理得知后勃然大怒，下令有关部门彻查，谨防敌特暗杀。后严厉指示：不能让高干子弟重蹈“八旗子弟”的覆辙！

鉴于这次“枪击事件”所发生场所的敏感性和事态的严重性，公安部副部长和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及人民大会堂保卫处处长董俊峰等一些相关领导紧急召开研讨会，每个人都如临大敌，商讨方案，部署人员，力求早日破案。

就在大家侦查过现场，进行案情分析时，周总理也紧急赶到。他在查看过现场后，也是震惊不已。案发现场的双层玻璃有两个孔洞，呈现明显蜘蛛网状裂纹；里层的玻璃只有一个孔洞，另一个是未击穿弹着点痕迹，在夹层玻璃之间的底部有一个弹头，另一个弹头因服务员打扫卫生时不慎扫走，初步判断像小口径步枪射中。

这种触目惊心的现场让周总理看的后背发凉，要是当时有国家领导人在此开会，如果这是敌人有预谋的行动，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总理面色深沉，严肃地批评了有关安保人员。斥责他们麻痹大意、放松警惕，竟然连枪响子弹打破玻璃的声音都听不见。

并且痛心疾首地告诫在场的人员，人民大会堂遭遇枪击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极危险的信号，毕竟这套房子后面就是重要的宴会厅。所以，需要立足高度政治敏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把这一“枪击事件”当成大事来办、来抓，绝对不能等闲视之，谨防是敌人有预谋的破坏。

在周总理的统一部署下，相关办案人员迅速投入紧急地工作中。他们先是驾车沿东西长安街转，重复演练可能出现的举枪射击的角度和动作，目测全过程可能需要的时间、飞驰的汽车与大会堂北门间的距离，以及周围复杂变化的环境。最终通过反复模拟，基本排除了坐在车上射击的可行性。

在运动射击的设想被否决后，办案人员进一步分析枪弹可能达到的范围，寻找周圈多个制高点，最终把怀疑目标锁定在南长街南口西侧一个部队首长居住的小院子。讲明来意，走进小院的传达室后，墙上悬挂的一支小口径猎枪吸引了办案人员的目光。他们立刻把枪拿下来检查，门卫老师傅见状解释说：“这几天首长上高中的孩子及他的同学们常在房顶上，用这把小口径猎枪打麻雀。”

这一重要情况瞬间引起了办案人员的兴趣，他们走进院内后，门卫老师傅又指着院内车库的屋顶，讲明那群半大孩子就是在此处打的麻雀。办案人员立即登上屋顶，经过现场侦察后，测量此处距离人民大会堂北侧枪击现场的窗玻璃约600米左右，而这正是小口径猎枪有效射程范围，且此处还是个绝佳的射击地点。

根据这一情况，再经过询问首长儿子打麻雀的大致时间，结合当天的西北风天气，办案人员分析出子弹顺风有很大可能射到大会堂的玻璃上。至此侦察工作已经初步明朗，为了得到进一步验证，确定猜想。办案人员又把猎枪和子弹交移枪械研究技术部门进行弹药和玻璃弹孔分析。

最终这一震惊周总理的“枪击事件”被确定为几个中学生用小口径猎枪打麻雀无意中所酿成。周总理在得知调查结果后，先是一愣，随即眉头紧皱，生气地说：“怎么能在城市闹区中心用枪打鸟呢！天安门是市中心，附近来来往往的车辆多，且人口密集，万一子弹伤了人那还了得！对高干子弟我们一定要严加管教，绝不能重蹈‘八旗子弟’的覆辙！”

而当周总理从现场办案人员那里得知部队首长家的猎枪就挂在传达室的墙上，子弹就放在传达室的抽屉里时，孩子想打鸟，可以随时随地随便玩时，眉头更加紧皱。敏锐的周总理意识到中国当时枪支管理的混乱性，当即指示公安部门以这件心有余悸的事件为教训，尽早拿出一个枪支弹药的登记管理办法来。

很快，公安部门便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从社会上收缴大量违规、违量的枪支弹药，对稳定社会治安、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说，正是周总理的高瞻远瞩，把一次“熊孩子”搞出的“枪击大案”视为警世鸣钟，把坏事变成好事，才让我们中国的社会秩序愈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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