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敬佩老一代考古人了，如夏鼐先生。

这又是《风雪定陵》中的一段原文：1985年3月，定陵发掘报告的撰写工作进入尾声。夏鼐听取了赵其昌、王岩的汇报后，兴奋地说道：“考古所的工作，我可以少管、不管，定陵发掘报告的事我要管到底。困难我帮你们解决，争取尽快完成。”

1985年6月15日上午，夏鼐像往常一样正在办公室忙碌。突然急剧地咳嗽起来，一股热流从胸中升起，沿食道喷涌出来。一低头，两口鲜血溅到地上，他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使他的胃、肝和心脏受到极大的损害，疾病越来越多地缠绕着他的身心，消耗着他的生命。夏鼐预感到今天的征兆不同寻常，便放下手中正在批阅的一份文件，缓缓地来到院内，想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活动一下筋骨，以便继续坚持工作，待稍有空闲时，再去医院诊治。

夏鼐在院子里踱了几步，又猛然立住脚，转身向办公室走去。他要通了定陵博物馆的电话，让赵其昌立即将发掘报告的初稿送来。报告当天下午便送到夏鼐手中。他捧着厚厚的书稿，仰起苍白憔悴的脸，微笑着对赵其昌说：“看到它，我就放心了，走后对老同学也有个交待。”

此时的赵其昌自然不明白大师话中的全部含义。当他醒悟时已经晚了，任他怎样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1985年6月19日，夏鼐先生因突发脑淤血去世，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定陵发掘报告的初稿，稿纸上留下了用红笔圈划的密密麻麻的字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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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英国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考古学家、埃及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曾获获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全国科学院等七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

曾参加和主持殷墟、埃及艾尔曼特、巴勒斯坦杜布尔、河南辉县商代、战国至汉代的遗址和墓葬，北京昌平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等重大考古发掘工作。曾确认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

本身就超牛，再加上惊人的阅读量，他做起研究来特别可怕。尤其是学生时代，夏鼐总爱憋着一股劲儿猛写，有个做研究从不给后人留活路的毛病。尽管入清华历史系为折中之举，但他本科期间发表了不少作品，毕业论文更是完全超出本科生应有的水准。《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一文，几乎事无巨细地将太平天国前后，题中地区田赋变化的背景、渊源、详状、过程、结果和影响研究得准确而淋漓尽致。

在伦敦大学认真学习埃及考古时，夏鼐挑选了一个相当具有难度的题目，即古埃及串珠，而且是全部的。这好比一个外国人跑来中国研究全时段的铜镜，勇气已是万人之上，如何研究得过本国人？夏鼐的《古埃及串珠》一文，因战争等关系，历经十年方成稿。可寄稿后，他无须答辩即得博士学位，该文在日后更是成为了研究古埃及串珠必读的圣典。

离开学校，在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任副研究员后，夏鼐开始展露头角，而且变本加厉，做研究不仅不给后人留活路，连前人的后路也要一并彻底截断，其锋芒之耀，几乎照彻了当时的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在身后被称为“旷世的考古历史学家”。

也正是夏鼐，以一人之力领导引进了碳14测年方法，使后世受益无穷。早在1955年，国外碳十四测年刚发明不久时，他便发表了《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放射性炭素或炭14的断定年代法》一文，希望考古工作者加以重视，建立碳14测年实验室。

在国家百废待兴时，夏鼐携众考古历史相关学者，一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学科牙牙学语时，他尊前扶后，一肩扛起了振兴的重任；在身后，他更留下了诸多坚实的奠基与神妙的锦囊，使几乎任何考古相关领域的后辈学者，都能踏其之肩不断前行。他早已超越了作为一个学者的存在，他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考古学人的良师益友，是彼世考古史册上跋涉最远的盘古巨人。斯人已去，但其艰苦朴素，秉遵真理，为了国家利益与学科发展，终置个人利益为最末，置之生死于度外的精神，将永远穿透时光，拥抱与他同道而行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