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1957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盈”字款白瓷后，学人一直追寻“盈”字款白瓷的性质。李知宴先生认为窑址发现的带“盈”字款的细白瓷可能就是专门纳入“大盈”库中的贡品[45]。谢明良先生认为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邢窑碗，可能是进奉“大盈库”的贡瓷，这种贡瓷以官员采买的形式进奉并被大盈库纳藏，同时也可以流通买卖，为一般人使用[46]。陆明华先生认为邢窑“盈”字白瓷是以百宝大盈库之“盈”字作为标记、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47]。

陆明华先生的观点一经发表，受到学界广泛认同，不过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王会民先生认为“盈”字款为意在取得商品竞争优势的一种标记符号，与“大盈库”没有必然的联系[48]。彭善国先生认为“盈”字与“张” “徐六师记”等款识一样，可能也是意在表现制作者的名号，是邢窑白瓷精品用以自高的一种标记。这类白瓷质量上乘，成为地方土贡或进奉的首选[49]。齐东方先生认为把“盈”字直接与大盈库对号入座的看法还应仔细斟酌，也许带有“盈”字款的器物在唐代供皇室宫廷使用，却并非专用，在民间和市场上也使用和出售[50]。

笔者以为“盈”字的含义应为“大盈库”：

1.“翰林”款白瓷是翰林院在邢窑的定烧品[51]，“盈”与“翰林”刻划于同一件器物底部[52]，表明“盈”与“翰林”具有同等地位，非私人窑场标记，而是官府机构的简称。西安市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罐和“翰林”款白瓷罐尺寸相当[53]，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质量上乘，都应出自官方管理的窑场。

2.2001年邢台市出土了一批“大盈”款白瓷残片[54]，由此似乎可以建立“盈”——“大盈”——“大盈库”这样一个逻辑关系。质言之，“盈”就是“大盈库”的简称。

“盈”字款白瓷是土贡朝廷的名品，但并非皇宫专用，同时也具有商品属性，会进入市场流通，供各阶层消费：

1.“盈”字款白瓷是土贡名品。《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载：“邢州钜鹿郡，上。本襄国郡，天保元年更名。土贡：丝布、磁器、刀、文石。”《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载：“河北道……厥贡：……（注）邢州（贡）瓷器。”可见，邢窑在唐玄宗年间已开始向朝廷土贡瓷器[55]。唐后期还在邢州设立专门管理土贡瓷器的“进奉瓷窑院”，茶器是“进奉瓷窑院”的主要品类。《唐故赵府君夫人墓志》载“季子公素，食粮进奉瓷窑院”。《大唐故赵府君墓志》又载“府君进奉茶院十将，讳公素”，“男，长曰进奉茶院驱使官元霸” [56]，赵公素卒于咸通二年（861年），他与长子赵元霸都为“进奉瓷窑院”工作，可见“进奉瓷窑院”设立于唐晚期，持续时间较长。西安地区出土的“盈”字款白瓷，达到了类银似雪的艺术效果，属邢窑贡瓷的代表。

“盈”字款白瓷本身质量较高，又是进贡朝廷的上品，从而影响到当时的瓷器审美，引发追捧邢窑的热潮。官方窑场产生的高等级瑕疵品，正好满足了民间的这种需求。这些瑕疵品一般采取就近销售的办法，就目前看来，其消费区多集中于邢窑附近的长治、邢台地区。长治出土的“盈”字款白釉枕釉面失光严重，应为欠烧后埋藏所致。长治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罐或是烧成温度欠缺，或是器身有窑粘[57]。邢台市内丘县天颐温泉宾馆出土的“盈”字罐釉色偏黄，色泽暗淡[58]。

2.“盈”字款白瓷并非皇宫专用。出土“盈”字款白瓷的遗址类型较为丰富，有皇城禁宫大明宫、太液池，有佛教名刹西明寺、青龙寺，有皇亲国戚耶律羽之墓，更多的则是普通官吏墓[59]、城市遗址[60]。这些遗址中，大明宫、太液池与皇宫直接相关，可视为高等级遗址，耶律羽之墓较为特殊不做讨论，其他遗址可视为一般遗址。从器类看，高等级遗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仅有罐、碗，一般遗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要丰富一些，有碗、碟、罐、执壶、盏托等。从数量看，高等级遗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远远少于一般遗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一般遗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来源应是多元化的，可以推测其中一部分来自商业流通。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海域发现了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船上装载了六万余件主要产自长沙窑、越窑、邢窑及广东窑系的9世纪瓷器[61]。其中的一件“盈”字款绿釉碗可能是河北地区窑厂的产品，它由扬州装船，被运至室利佛逝的巨港（Palembang）登上了黑石号，在前往爪哇的途中沉海[62]。黑石号是一艘来自阿曼的商船，船上发现“盈”字款瓷器，显示了“盈”字款瓷器的商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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