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1955年，建工部召开设计施工会议，批判建筑中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这次的大会非同寻常，学校除我外，另派校长办公室主任参加，我也感到有一定的压力。会议在国际饭店举行，而梁就住在一街之隔的同仁医院的楼上高干病房里。会议中我去看梁先生，他说你到隔壁病房看看，我正不解，一进去，原来林先生也躺在那儿，她看我去笑了，“你看我们这对难夫难妇”。这次会见她，例外地未谈业务，但她好像还爽朗，我的心情却很沉重，可未想到竟是最后见到她，不久她逝世了。
后来听梁先生告诉我，北京的名中医施今墨大夫去会诊，在片子上指出大部分的肺都坏了，她后来也拒绝吃药……追悼会在贤良寺举行，解放初期梁先生、郑振铎和我同去察看过的保护下来的一座旧庙，去了一些友好和建筑系的人，悼词是钱端升教授作的，歌颂她毕生献给中国建筑学术事业，因病影响她的工作，但她从未停止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建筑思想批判的高潮过后，梁思成回到家里，当然触景生情，不久他以极不平静的心情，很平静地做了两件事，一是在他俩共同使用的小图板上严谨地画了林先生墓的设计图样，包括大样尺寸，一一注明，请莫宗江先生用营造学社特有的字体，勾画“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并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先生设计的试刻的纹样，放在她的墓前。梁先生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林先生的诗找出来，古代人有所谓诗囊，即兴而作，片纸只句纳入诗囊，定时整理成集。梁先生用他的工整楷体誊写，整个抄录了一遍，宣泄对林先生的思念。可惜这份无价之宝，在史无前例的大混乱中失去了。
以后，偶尔赴八宝山参加某人的追悼会之机，我总要悄悄地去林先生的墓旁，向恩师致以哀思。一位了不起的中华第一女建筑师，才华横溢的学者，她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如此的造诣，她在建筑方面和梁先生并驾齐驱，共同作出卓越的贡献。她热爱祖国，追求进步，1952年抱病带了帆布座椅，参加政治学习。在她留下的古建筑调查和一幅穿马裤照片看来最能表现她的性格，她告诉我在30年代修葺天坛时，她是唯一登上天坛宝顶的女建筑师。
这类事很多，我每思考及此，总想如果今后写《新哲匠录》，不应当漏下此人。然而，这样一个人的最后十年，在建筑系成长的关键时期，默默地做出许多贡献，社会对她的业绩竟然缺乏了解，包括今天的建筑界又有多少人知道？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里，要不要在梁先生塑像旁补上林徽因先生的像？在这无名的墓碑上是要补上“建筑师林徽因之墓”，还是就让它这个样子？这种残碑可以告诉我们的后代，有一时期，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竟有这样践踏历史文化的事情发生，这样对待一个长眠在此，对我国建筑事业卓有贡献的人！但所有这些，对于诗人淡泊的情怀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她只是总在遗憾：当我去了，还有没有说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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