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脱钩大概难以避免。正在以“可控的”、“成本低的”方式逐步推进。@知识分子 采访的这篇文章从微观角度验证这一点：http://t.cn/A6XFGAAu
而华盛顿智库的研究员，已经从整体框架设计的宏观角度为议员们谋划。比如这篇：美中技术“脱钩”：战略和政策框架（U.S.-China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A Strategy and Policy Framework）。177页。
¹作者是乔恩·贝特曼（Jon Bateman ），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技术与国际事务项目网络政策倡议的研究员。这篇决策咨询报告得到了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现任主席、谷歌前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肯定和推介。施密特指出，过去美中在科技合作上较为深入，中国的科技部门和投资以多种方式使得美国的企业、大学和公民受益，比如“提供关键的熟练劳动力和投资来帮助美国科技企业的研发”；但美国人现在注意到多年来第一技术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在受到中国的挑战，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办？应该“脱钩”15%还是85%？哪些技术可以豁免等等，华盛顿尚无共识。
²研究员贝特曼指出，现在美国存在三个阵营，第一个是“限制主义”的阵营，认为美中科技关系是零和博弈，且利于中国，所以要大幅削减双边科技交流与合作关系，这个阵营以对华鹰派、国家安全官员为主。第二个是“合作主义”，认为美中科技关系并非零和博弈，而且很大程度上对美有利，因此对华盛顿推动“脱钩”的议程表示质疑，认为美国政府“反应过度”、“威胁认知膨胀”、“对限制性工具过度自信”，这个阵营以许多商业利益集团、技术全球化活动家和进步人士为主。第三个，也是该报告的作者所赞同的是“中间主义”，认为美中科技关系复杂且具有不确定性，既有零和博弈因素也有非零和博弈因素，成本与收益混合并存，因此必须匹配更具有针对性的、经过微调的防御措施以及大量的进攻性措施。这个阵营以许多智库分析师、一些州和地方领导人为主，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必须平衡相互依存和“脱钩”，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³研究员贝特曼认为，美国政府关于科技“脱钩”的兴趣实际上始于2010年代中期，大约在奥巴马政府后期。主要是因为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导致其被视为美国的主要国家利益的威胁。这时候，一种新的“美国科技民族主义”（American techno-nationalism）逐渐成型，伴随这一新型民族主义的是美国政府迭代性的政府行动，早期主要是防御性质的，诸如旨在挫败或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限制性措施，进出口管制、入境和出境投资限制、电信和电子许可制度、签证禁令、金融制裁、技术交易规则限制、联邦支出限制和针对中国的频繁的执法行动等等。最近，新的美国政府继承了前任的这些政策，且对增加进攻性质的措施更加有兴趣。根据美国法律，行政官员在实施科技“脱钩”方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只需要引用“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等灵活的概念就可以限制涉及中国或美中科技交流的产品、服务和投资。贝特曼的建议是，采取“中间主义”的策略，目标是保障美国政府牢牢控制住“脱钩”的步伐和范围，并使其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需求相适应。具体而言，他提出了九大科技”脱钩“政策目标：从国家安全目标、经济目标再到辅助性目标，相互关联，旨在保持对中国的全面战略优势、打击中国的国家影响力、塑造美国国内的主流宏大叙事。具体怎么做，请看他的目录和内文。#科学人冷战科学史##科学人美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