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被暴击的好未来，为什么没有出现新东方那样的直播间？

前几天看到一个关于该问题的回答，简言之一句话：好未来的产品化程度更高，而新东方更非标——所以新东方能出现董宇辉这样的个人魅力型讲师，而好未来不能。

这个回答本身很简洁，但可以延伸出一系列非常好玩的组织学问题：

一个商业组织总体上的产品化程度越高，往往效率和安全性（人员外流对组织的影响小）都越高，规模也可以做得更大，但在面临外部剧烈冲击时的反应通常更慢，废墟上也很难另立新邦。

反之，一个商业组织越非标，作为一个组织本身的效率和安全性就越脆弱，规模也面临更多约束，但在面临外部剧烈冲击时的反应有可能更灵活，或许也更有可能在废墟上再造新邦。

这两条路径没有谁好谁坏，除了与不同的选择有关外，也与不同行业的内置属性有关。

比如传统制造业，那一定是前者；而像媒体、VC、咨询与法律行业，则往往偏向于后者——这也解释了为何VC、咨询公司和律所通常是合伙人制度，因为不在股权上结成利益共同体不可能留住人。

但采取合伙人制度的媒体组织倒很少（甚至几乎没见过），之前听一位资深媒体前辈认为主要原因是媒体老师的管理与自我管理能力都很拉垮，以至于玩不转合伙人制度……

那为什么有的行业天生适合前者（高产品化），有的行业则却适合后者呢（低产品化）？

我认为核心原因在于这个行业的运转/发展是否有需要依赖一个“抽象中台”——可能是机器生产线、可能是数据池、可能是一套方法论培训框架，也可能是网络效应。前台对这个“抽象中台”依赖越大，越接近前者，否则就是后者。

前者以传统制造业为例（比如纺织厂工人），所有工人必须依托于一套流水线机器才能生产，在这个语境下，其实人没有机器重要，工人可以随便换随便走，只要有新的人进来，换掉前一个对商业组织本身几乎毫无影响。而放在当下语境下，互联网大厂也是同理——我不相信有人从抖音或微信出来后能再造个抖音或微信，此种语境下，网络效应成为“抽象中台”。

但VC、媒体这类工作，即便有培训体系（也可以算一种“抽象中台”吧），可顶级的投资人和内容作者，1%的天赋以及“手感”是不可或缺的——而这并不是可以培训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前台对“抽象中台”的依赖度并没有那么大，因此这种组织天然只能呈现后者形态，且具有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媒体作者做好了就想自己单干，just like 第一代VC的投资人投出名声了也想自己出来单独做，2012-13年国内诞生的一批新VC基本都是这个路数。

如果把这个问题再升华一步，其实其所涉领域不仅覆盖商业，同样覆盖国家组织。因为这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心化 vs 去中心化问题。

“法兰西易被征服，但难于统治；奥斯曼难于征服，但易于统治”。标品本身意味着“批量化打磨棱角”，这需要的能量必然意味着中心化集权，而集权带来了效率和力量，但脆弱之处恰恰在于力量的刚性；非标意味着“自然生长”，这确实不需要什么能量，去中心化的分权也是自然而然，适应性也可以更强，但脆弱之处在于，需要提高效率强化力量时会挺麻烦。

当然世界并非非黑即白，两条路也在逐渐水乳交融。ICT革命让组织复杂程度指数级上升（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如果通过全息投影等让远程办公的体验可以与线下同步几乎无异），19世纪的科层制肯定逐渐落后于时代（中心化组织体系对“CPU”能耗要求太高 and 信息在组织内折损率太大）。但中心化也一定不会消失（各种意义上），因为中心化意味着效率和便利，而我坚定认为人本质上是怕麻烦的生物——省能量么，也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