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这些抗鼠疫措施标志着国家权力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张，而这些领域以前还没有受到政治权威的约束。后来，当局之所以想诉诸鼠疫法规，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它们能够将权力扩张合法化。无论是针对鼠疫，还是针对后来的霍乱或其他疾病，抗鼠疫措施主张控制经济活动和限制人员流动，授权对人们进行监视和强制性拘留，还批准入侵民宅，剥夺人身自由。当这些发生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权力的扩张就获得了教会、强权政治和医疗界的欢迎。抗鼠疫运动因此标志着专制主义【绝对主义？】的出现，从更广泛的影响来说，它促进了近代国家权力的增长和政权的合法化。」（弗兰克·M. 斯诺登，《流行病与社会》，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