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DNA实证中华源流史
2022年6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秘书长、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传超的《古DNA实证中华源流史》一文,该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学科视角下的汉藏语系的起源和演化研究”阶段性成果。由于文章较长,兹摘录要点如下:
①欧美国家的古DNA研究水平较为领先,不局限于古人类,还涉及古代动植物、病原菌等方面,比如成功解析了鼠疫杆菌、结核杆菌、麻风杆菌等在历史上曾引起大规模瘟疫的病原菌的古基因组。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也建立起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古DNA超净实验室和大数据分析平台,对国内及周边国家和地区重要考古遗址的人骨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②早在4万年前,以田园洞人、AR33K古人样本为代表的现代人已与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分离,呈现亚洲人遗传特征,并不显著带有更多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已灭绝古人类的遗传成分。以田园洞人、AR33K古人样本为代表的现代人曾广泛分布和生活在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形成了与印度洋、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上的安达曼人、巴布亚人等亚洲南方谱系相对的北方遗传谱系。
③末次冰期之后,从黑龙江流域到蒙古高原,约14000年前至今广泛存在着全基因组水平上的遗传连续性。距今8000—7000年前,诸多遗址的古人的Y染色体单倍群C-F1396和线粒体单倍群D4、C5,仍然在现代通古斯语、蒙古语和一些突厥语人群中高频出现,这从遗传学角度印证了这些人群(包括中国古代的鲜卑人)起源于黑龙江流域和蒙古高原。
而在距今5000年前,青铜时代早中期,源自乌克兰大草原的颜那亚-阿凡纳谢沃草原游牧人群向东扩张进入蒙古高原。这一人群在距今4000—3500年前,被东北亚本土后来兴起的草原游牧人群(包括鲜卑、突厥、蒙古等民族的祖先)所取代(在匈奴人中可能混有颜那亚-阿凡纳谢沃草原游牧人群的血统,蒙古国呼尼河畔M1大墓检测到的匈奴单于的父系Y染色体属于R1a1a1b这一白种人类型,早期匈奴人中混有的白种人基因成分也较多)。在距今2000年前后又可见与汉族有关的遗传成分深入蒙古高原和东北亚,融合到匈奴、鲜卑、靺鞨等族群中。
④在黄河流域,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石峁、齐家、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十余处遗址(石峁、金禅口、喇家、五庄果墚、晓坞、汪沟、平粮台、瓦店、郝家台、聂村、大槽子等遗址)人骨样本的古DNA分析,证实了黄河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农业人群在遗传上的连续性,而这一具有连续遗传特征的人群与考古学在文化上观察到的仰韶文化及其人群西向扩张过程具有一致性。仰韶文化人群是现在汉藏语系人群形成的基础,是汉语和藏缅语人群共同的祖先。在父系Y染色体DNA研究中,现代的汉语和藏缅语人群中都高频出现的单倍群Oα-F5及其支系,这被认为与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中上游农业人群扩张有关。其扩张年代估算为距今5800年前,这与语言学和考古学上推断的黄河流域粟黍农业人群是原始汉藏语人群相吻合。此后,仰韶文化人群还向北扩散。在东北地区,自红山文化时期开始,西辽河流域农业人群已能够检测到仰韶文化相关人群的遗传成分。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二道井子人群与仰韶文化人群在遗传组成上已无显著差别。日本和朝鲜人群的形成受到了来自中国西辽河农业人群很大的遗传影响。
⑤在仰韶文化人群扩张的同时,中国南方人群持续迁入黄河流域并与黄河流域人群广泛融合,仰韶与龙山人群遗传组成相近,均具有一定比例的中国南方人群遗传成分。龙山人群所带有的南方成分比仰韶更高,这种人群迁徙和混合模式恰与距今4500—4000年前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显著北传相契合。
⑥在南方,通过研究距今8000—2000年前的福建奇和洞、昙石山、溪头村,以及台湾的亮岛、锁港、汉本和公馆等众多考古遗址的古人全基因组,发现了台湾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古代人群与现今台湾至东南亚的南岛语人群的遗传连续性。台湾古代样本和现代南岛语人群,都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古代人群和现代侗台语人群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共享更多的等位基因位点。这些证据都支持南岛语人群与华南侗台语人群同源,表明南岛语人群直接起源于中国华南沿海地区(研究还表明,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老挝的主体民族老龙族、缅甸的掸族、中国云南的傣族,也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他们可能是中国古代闽越的后裔)。
公元前3000年,来自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制陶者和种植水稻的农业人群迁徙至台湾。随后,农业、陶器等传到菲律宾,然后向西南方向传播到东南亚大陆和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向东穿过印度尼西亚、太平洋到达波利尼西亚群岛,最终到达新西兰。大洋洲的瓦努阿图和汤加等地距今3100—2300年前的古人基因组,与福建和台湾古人属于同一遗传谱系,没有发现与东南亚土著巴布亚人有关的祖源成分,巴布亚人群的相关血统是在距今2300年前后到达瓦努阿图和汤加的。然而,尽管大洋洲人群的遗传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作为外来的巴布亚语言并没有取代南岛语言。
由隋到南宋,亚洲的水稻和绿豆出现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岛上,东亚人群特有的线粒体DNA类型B4a1a1也出现在非洲东海岸。也就是说早在隋朝时期,中国南方人群就已经迁徙到了非洲。有学者将南岛语的起源与水稻的驯化联系起来,认为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水稻种植区域的人群,如杭州湾的河姆渡人使用的是原始南岛语。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水稻农业经济建立和传播的重要区域,主要考古文化更替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东亚南部各族群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现阶段,虽然我们没有高质量的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农业人群的古基因组,无法准确计算南方水稻农业人群对现今东亚人群的遗传贡献,但是从Y染色体来看,O-M119单倍群下的十多个下游支系总体上沿海岸线和长江扩散,在现在的南岛语人群及侗台人群中都高频出现,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文化向外扩张的区域重合。因此,有理由推测,那些开创水稻种植的先民也与福建和台湾古人属于同一遗传谱系。
⑦从遗传学上看,新石器时代的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人群,都没有受到西方人群血统的影响,中国的史前农业人群是本土扩张的,与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是一致的。阿尔泰山和蒙古高原人群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来自乌克兰大草原的西方游牧人群的血统影响。中国现今各族群的祖先人群,主要是由新石器时代的南北方农业人群混合形成的(西方游牧人群的影响不大),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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