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教授的这番奇葩话，其实引出了一个更重要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媒体能不能跨省或者说异地监督？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应回答另一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异地监督？

就拿今年的事来说吧。如果没有异地监督，丰县事件不会曝光；如果没有异地监督，上海一些不合理做法不会得到纠正；如果没有异地监督，唐山打人事件很可能会不了了之。

在外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穷追不舍之下，坏人被惩罚，好人被拯救。如果没有它们，没有人会以为当地的日报会介入报道吧？

其实，异地监督是一个伪命题。都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此地之外的媒体不能进行报道？何其荒谬！如果不能异地监督，那么美国是不是可以要求我们的媒体不得报道他们的负面？

一些地方官员为何害怕异地监督？其实就是害怕他们管辖不到的外地媒体捅开盖子，把他们做的丑事曝光于天下。

再回到另一个问题，媒体能不能异地监督？

我经历过十年左右的媒体黄金时代。那时，媒体地位和收入都高，招人的门槛也高。那时环境也宽松，很多今天不能做的报道，那时都可以做。收入高、地位高、环境宽松，媒体里自然人才济济。

十几年前，和我一个办公室的十几个同事中，北大、复旦、人大、南大这些名校毕业生，就占了一半左右。隔壁评论部，还有清华学建筑的，跑来写评论文章。

这些人如果不进报社，会没有好去处？报社吸引他们的，除了地位和收入，更主要的是，可以在报社这个平台，实现一些理想。

不平则鸣，自由发声，对于有些人，比生命还重要。

今天，仍留在媒体里的老人，多数已在一波波的打击中消沉不振。新进来的年轻人，和前辈们差异巨大，他们缺少一些必要经历的洗礼。当然，仍有个别青年才俊，但总体上和黄金时代差得很远。

从环境到人才，都很难支持媒体机构进行大规模异地监督。

贵州电视台记者到唐山采访期间，在派出所遭遇暴力执法，被搂着脖子、按着头跪在地上，双手反扣在背后，并有执法人员对他破口大骂。

贵州台是唯一一家做全国热点的广电媒体。全国三十多家省级电视台，却只有贵州台一家敢于异地监督，这不仅仅和贵州台本身的勇气有关，更和贵州分管领导甚至主要领导的格局和胸襟分不开。

虽然我们很难再见到，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外地记者集体漏夜赶往现场的盛况。但是，只要有难称公正的事，就会有拍案而起的人。

他们人数虽然少了，但是火苗从未灭绝。更何况，还有更多的自媒体，前仆后继补上机构媒体的缺位。

经常有人问我，你写那么多文章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吗？

去年郑州水灾中，常能看到一群人手拉手或前后手搭肩，有时是努力搭救落水之人，有时是集体涉过滚滚激流。如果是个体施救，或趟过洪流，都可能会被洪水冲走。

作为写字的人，我一个人的作用当然有限，但是只要无数人齐声一吼，就能制止不公。你能说，这个壮丽的怒吼中，哪个声音是不重要的吗？

是否需要异地监督，其实并无价值讨论的必要。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在制度层面让异地监督畅通无阻。谁反对舆论监督和异地监督，不管用什么借口，都是心里有鬼。

无监督则无真相，无监督则无正义。如果有了舆论监督这个紧箍咒，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不敢肆无忌惮行事，整个社会也将不再有被权力伤害的恐惧。（全文见我的公众号“码头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