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县有一个叫王泷南的，曾因教唆他人打官司被判发配。他从发配地潜逃回家，被举人王锡侯举报，面临着再次发配加重刑期。王泷南对王锡侯心怀怨恨，反告他擅自删改《康熙字典》，另出一本《字贯》，还在序言中说《康熙字典》有问题。此举实属“叛逆”。王泷南说他“愿与圣祖作抱告”(大清律例，诉讼官司中，原告可委托亲属或家人代理出庭，称为抱告)。，王泷南自告奋勇替《康熙字典》作者康熙出庭，跟王锡侯对簿公堂。
乾隆朝文字案是大案，事涉“圣祖”康熙，新昌知县即将案情上报江西巡抚海成。海成会同各司官吏一起查阅《字贯》，发现该书序言在赞扬一番《康熙字典》后来了一句转折语：“然而穿贯之难也”，说《康熙字典》收字太多，使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看到最后还是看了个“茫然”。
海成认为“圣祖御纂《字典》，集字学之大备，为千古不易之书”，王锡侯本无学问，《字贯》实属模仿之作，但他放肆批评《康熙字典》，“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为狂妄不法”。海成将查抄到的头版《字贯》共四十本“粘签恭呈御览”，并“请旨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具奏”。海成建议将王锡侯革去功名。海成认为连奴才都不配当的王泷南居然说要替“圣祖”抱告，是“慢渎不敬”，“均难姑容”。
乾隆收到奏折，以为“不过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自有应得之罪”，即“批转大学士、九卿议奏”。乾隆过后细看《字贯》，发现了更大问题：在该书第一本之序文“凡例”中，“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就是将康熙名玄烨、雍正名胤禛、乾隆名弘历赫然印上去，令人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两天后，以大学士阿桂为首的四十三位大臣联名上折，将王锡侯定性为“大逆之尤”，请旨将主犯即速解京讯问，“缘坐逆犯家属”亦应解押进京受审，所有《字贯》版片及刷印出来的书一并解京销毁。
乾隆在上谕中骂完王锡侯后将矛头直指海成：海成仅请革去举人审拟，实大错谬，是何言耶？海成既办此事，岂有原书竟未寓目，率凭庸陋幕友随意粘签不复亲自检阅之理？况此篇乃书前第十页，开卷即见，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抑见之而毫不为异，视为漠然耶？所谓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又安在？国家简任督抚，厚给廉俸，岂专令其养尊处优，一切委之劣幕，并此等大案亦漫不经意，朝廷又安藉此辈尸体持禄之人乎？海成实属天良尽昧，负朕委任之恩，着传旨严行申饬。
才过三天，乾隆越想越怒，再下一道《着将海成交部严加议处谕》。海成接旨，“战栗恐惧，汗流浃背，无地自容”。他在极度恐惧中先派辖下武官押王锡侯上京，又亲自带人再次将王家翻了个底朝天，抄出旧书三百多种，再发现一些有问题的书和文章，将所有带字的东西全部封存，将他的儿子等家属先行收监，再派人“分起”解京。
海成办完这些，几天后乾隆下旨：“将伊革职，差人送京”。在这道上谕中乾隆再次强调：“海成系满洲世仆，经朕加恩简任巡抚，乃于此等大逆之书，恬不为怪，且称其语无悖逆，实属昧尽天良，负恩蔑理，莫此为甚”。
从《字贯》的被发现，乾隆觉得几年前启动《四库全书》工程，在全国进行拉网式查抄逆书，没想到还有漏网之鱼，足证江西地方官员多么不靠谱。为此再下旨给暂署江西巡抚的两江总督高晋，要他即派员“通行访查，如有与《字贯》相类悖逆之书，无论旧刻、新编俱查出奏明解京销毁，如有收藏之家此时即行缴出者仍免治罪，若藏匿不交后经发觉断难轻宥，即该督抚亦难辞重谴矣”。
王锡侯被押到北京，招认他是觉得《康熙字典》内容太多太杂，才删减、修订为《字贯》，方便后学，至于书中最悖逆的内容，“将庙讳、御名排写也是要后学知道的避讳，实是草野无知，后来我自知不是，就是将书内应行避讳之处改换另刻”。只是“王泷南将我前刻未改之书呈出，我从前不知道忌讳妄编妄写，就是我的狂悖实迹，还有什么辩处”。
此案最后，刑部给出的量刑是：主犯凌迟，子孙斩决。乾隆将主犯王锡侯“从宽”改为斩决；王的三个儿子和四个孙子“从宽”改为斩监候，被连坐的王锡侯的弟弟、侄子们“俱着加恩宽免”。
“丧尽天良”的江西巡抚海成被乾隆“从宽”由斩决改为斩监候。
乾隆以“失察”的罪名将两江总督高晋降级留任，将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革职，送刑部治罪。
至于那些同样有“失察”问题的府、县官员，乾隆告诫他们说，不处理是我格外开恩，你们要感恩，更要“务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如果再敢敷衍，“必当从重办理”。
海成毕竟是“满洲世仆”，自家奴才，两个月后乾隆认为“海成虽拟重罪。亦不至死……俱著宽免释放”，被发往新疆乌什，在派驻新疆的参赞大臣属下当个临时秘书，以观后效。半年后乾隆加封他为头等侍卫，着令他前往喀喇沙尔负责当地事务，一年后诏令回京，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