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寅：政治红利、科举进化与北宋京东社会变迁】北宋王朝是以北方统一南方的形式而建立，政治上不可避免地会重北轻南，从而让北方诸路（除河东路）享受到了特殊而丰厚的原始政治红利。这表现在：北宋前期的高层官员多为北人；参加省试的解额，北方路分远多于南方；北宋前期的诸科录取人数远超过进士科。河东路因为最晚被统一，所以并没有享受到原始政治红利。相比河东路，京东路则是充分享受到了原始政治红利；北宋前期，高层文官数、嘉祐进士三科的平均每科解额均高居全国第二位。虽然京东士人的知识传统和知识结构已经与时代脱节，但是这种原始政治红利仍然有效地维系了京东路在北宋前期的政治、文化优势。然而，随着科举的进化，京东路的原始政治红利逐渐走向消解。科举进化的具体表现是科举革新。北宋两次科举革新都给京东士人造成了致命影响。一次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科举公平化，另一次是神宗熙宁四年的科举义理化。科举公平化首先是程序的公平化，随着糊名誊录制的推行，科举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其次是录取人数的公平化，大幅削减北士（尤其是京东士人）擅长的诸科录取人数。这种公平化对北士，尤其是京东士人仕进是一种巨大打击。科举义理化主要是科举考试内容的革新，“悉罢诗赋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像熙宁四年的科举改革，对京东路“专经之士”造成了沉重打击，致使传统经学士人的科举之路彻底阻断。在政治红利丰与微的巨大反差之下，许多京东士人的前途日渐渺茫，心态逐渐由自信转为“逸”“狂”。宋仁宗庆历以后，随着大批失意士人频繁介入“盗贼”活动，京东逐渐演化成颇具区域特色的的“盗区”。著名的“水浒”故事，就是在北宋京东地区特定的社会土壤中形成的对抗政府的英雄故事。它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既是北宋中期以来京东地区“盗贼”英雄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也源于京东地区中上阶层在北宋中期以来长期的边缘化和失落感。http://t.cn/A6XjcKj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