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超话]# 两伊战争与霍梅尼政权的巩固

从更长的历史跨度看，两伊战争可被视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这两种思想都反映了现代中东的不断演进。作为一种极端泛阿拉伯主义，萨达姆的伊拉克复兴觉的所有问题都源自历史，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土安排、未得到满足的民族理想、伊拉克政体内部的动荡、与伊拉克内部的什叶派及库尔德人的紧张关系、与邻国伊朗的冲突。相比之下，伊斯兰革命是基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属于新伊斯兰教的较晚阶段，这场革命至少在表面上拒绝了世俗的民族主义模式，而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民族主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从伊朗方面来说，这些革命情绪蕴含着深刻的爱国情感，在其历史边界内重申了民族身份。然而，一旦这些情绪呈现出一种攻击性的姿态，超出伊朗的传统边界，并越过扎格罗斯山脉，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它们就不再起作用了，尽管两国共同拥有什叶派的宗教遗产。就像过去那样，伊斯兰共和国的这种雄心并没有结出硕果，也可能无法结出硕果。

民族忠诚和集体记忆在两伊冲突中发挥了作用，但真正推动了这场战争并使双方保持长时间艰苦战斗的是主要由石油收入带来的经济资源，尽管两国的石油设施都遭到了破坏。两个政权也都能够平息反对派，并加强自身对权力的垄断。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的能源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大国的战略关注，都促进了对两伊冲突的干预，尽管这些干预都是秘密进行的。干预措施首先确保了石油能经波斯湾输出，但同时也旨在保持西方大国在该地区的优势，以抵抗潜在的苏联威胁，尤其是在苏联占领阿富汗之后。然而，战争并末解决那些导致长期冲突的领土问题。至少在官方层面，阿拉伯河的主权问题并末得到解决。而战争的屈辱性结局并没有使伊朗政权垮台，甚至没有削弱其领导层的革命热情。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通过在整个战争期间及那之后对伊朗政治异见者的有效清洗来解释。尽管这一行动从未达到萨达姆统治下伊拉克警察所实施的迫害的规模和残酷程度，但以优先解决安全和战争问题为借口压制伊朗国内反对派，确保了即使是以耻辱性方式结束战争，该政权也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实际上，战争极大地帮助了伊斯兰共和国加强自身军事、宣传和治安力量，消除宪法漏洞，也增强了对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控制。从这方面来看，尽管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物资破坏和暂时的领土损失，是一场彻底的惨败，但它本身也成了变相的 “祝福”，正如该政权的领导层多次承认的那样。不管当局如何宣称人民赋予了它权力，战争的经历、对牺牲的记忆、 战壕中的生活、城市受到的轰炸以及配给制度和经济的困难，都是对它的艰难考验，这些考验对革命后伊朗的塑造产生了很大影响。

……已经86岁的伊玛目【霍梅尼】承认了相对的失败，伴随而来的是对国内现存或潜在对手的严厉报复。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不可预见的事态发展加深了该政权对民众不满、公众骚动和武装叛乱的恐惧。战争的耻辱性结局为展开新一轮清洗增加了近乎病态的紧迫感。从1988年7月停火到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之间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为理解他的动机提供了线索。1988年下半年，至少有4500名政治犯被有计划地秘密处决，反映了该政权的不安和暴虐。

——阿巴斯·阿马纳特，《伊朗五百年》，pp.88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