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和同时期中国最大的区别，罗马是用一个城市命名一个国家，中国是许多城市组成一个国家。尽管古罗马在全盛时期的控制疆域与人口不输汉朝中国，但所谓金色的罗马只属于罗马（城）而非罗马（国）。

罗马城居民（包括罗马城市周边的附属农村）人口虽有百万之多，但和整个罗马国相比只是一小部分。罗马以行省治国，最高权力机构是罗马城的元老院和由元老会推举的执政官（以及后来帝国时代的凯撒专权）。罗马城之外以行省划分，这些行省是罗马征服的地区，每通过扩张战争手段打败一个非罗马人政权社会，当地的人口土地资源悉归罗马所有。设立行省，由罗马人担任总督，罗马军团治安。部分行省保留原住民有限自治权，其自主权限不能和罗马的政治、法律解释冲突。地方自治行为和罗马总督治权发生矛盾时，以罗马法为仲裁标准。

罗马国对行省有保护的义务，行省对罗马城有法律上服从物质上供奉的义务。对行省的统治是罗马城最大的经济来源，粮食、贵重金属、生产资料、部分奴隶，由行省向罗马城无偿输送，制成品类商品物资以贸易形式进入罗马城。因此罗马城的物质集中水平优于全国行省，人均物质保有量也是全罗马最高。高到什么程度，罗马城有大量不事生产的男性居民。

无论共和罗马还是帝国罗马，都是奴隶制基础上的国家政治。罗马（国）人分为三类，奴隶主（罗马裔大型贵族奴隶主、神职人员、公民身份的小业主、职业军官、官员，非罗马裔奴隶主），无产者公民（罗马裔非奴隶身份者、普通士兵）+自由民（非罗马裔非奴隶身份者），奴隶（罗马裔奴隶、非罗马裔奴隶）。未被罗马征服地区的“外国人”不论。

罗马早期，其社会政治通过公民大会、元老会进行运作。每个罗马裔成年男性都具有公民身份（沦为奴隶者除外），罗马经济由农业手工业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组成，罗马公民平时从事各自分工岗位工作，战时组成军团，武装自备。经济上较为富裕的公民，装备更优，在军中地位更高。平时担任行政管理工作的公民，往往充任军官。

随着罗马的崛起，大量征服地区建行省纳入统治，保护既得利益及新的征服任务量日益增加，传统的民兵体系在军事效率上显得不足。于是越来越多的罗马公民成为军团常备，生产类工作更依赖奴隶和行省。此阶段罗马公民在经济上两极分化了，一边是拥有大量奴隶大量生产资料的大奴隶主，平时担任政府要职，战时担任高阶军官，乃至军团司令。一边是由于长期服役，无暇照看家里，最后失去仅有的生产资料，只能当一辈子老兵的无产者公民。而一旦离开军队，又无土地又无平民社会需要的一技之长，又不愿卖身为奴，就只能当个流浪汉。

但罗马国越来越大，行省越来越多，行省财富源源不断输入罗马城、罗马裔的公民无产者有机会分润社会财富。因为无论共和时期帝国时期，罗马都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原始民主机制。共和时期罗马裔奴隶主通过公民大会争取元老会的元老地位，任何罗马裔公民都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理念，说服其他公民支持自己。支持者多了，该公民就有能力和元老会这样的高级政治机构讨价还价。已经是元老的人，也能更进一步，说服元老会支持自己担任有独裁权的执政官。

这个政治博弈需要参与者满足两点，一有经济能力（背后有金主也行），否则你忙于糊口类型的工作哪有时间出来搞政治；二有一定基层支持率，因为公民大会类形式一直存在，大家都不鸟你，不投票给你也没辙。所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请客吃饭，跟中国农村红白事流水席似的，想在社会政治上搏出位的公民，搞一大堆食品往街上一摊，大家都来吃，顺便听我讲讲治国之道。白吃白拿不听不走了也不怕，至少先混个脸熟，明个还来，东西还有，你们也来，帮我拉人。

共和国晚期三巨头之一凯撒，年轻时就这么玩，他是祖上阔过的破落户，见识过高层风光，不甘人下。赊借当卖搞钱，上街演讲吸引人民支持，结果欠一屁股债，还不起差点成债务奴隶，就跑去从军，居然在三巨头之一克拉苏的部队里干得不错，翻了盘。

行省财富肥了罗马（城），两极分化造成经济上赤贫的罗马裔公民无产者数量庞大，公民政治使得握有经济资源者愿意撒钱收买人心。于是罗马城里确实出现过令非罗马城非罗马裔居民眼热的景象。罗马裔大奴隶主，商人地主元老政府官员甚至执政官，不断资助各种庆祝娱乐活动，举办角斗大会，派发免费食品，那些经济上的穷人可以免费看戏免费获得食物，然后向他们应该感谢的对象表示支持。谁的支持多，谁就敢跟元老会叫板，决策对我不利的话，大街喊一嗓子你看多少人挺我。所以元老会也好，执政官也好，总要给取得这类优势的人留点面子，大家有事商量，别动不动就玩街头政治。

帝国时代凯撒专权跟反凯撒势力之争贯穿始终，凯撒自任护民官，每每与人意见不合就把人民拉出来挡箭和捶打反凯撒力量。加之凯撒基本上是帝国经济资源最集中的人，小恩小惠的经济手段无人能比。行省输罗马城的粮食敞开造，吃饱了跟着凯撒去干玩命的活，打击元老会余孽及一切凯撒看不顺眼的人。

这种政治游戏玩脱过不止一次，凯撒跟不听话的人斗气……（见配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