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前30年：解决了建国初期的国运危机（3）

原创 温伯陵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3、改造中国

中国为了承接苏联的工业技术转移，同时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

首当其冲的是扫盲运动。

工业化需要有知识的劳动力，如果人民都是大字不识一斗的文盲，即便人口再多，也不是工业化需要的劳动力，而是国家的累赘。

（印度：正是在下）

于是中国在恢复经济和建设项目的时候，用20年时间，先后进行4次大规模扫盲运动，让1亿多不认识1500字的文盲，变成能读书报的工业劳动力。

扫盲运动很有意思，简单说一下。

1950年，全国各地办起扫盲班，可需要扫盲的都是成年人，不可能全日制学习，所以城市单位办的是扫盲夜校，农村则在冬季办扫盲班，称之为“冬学。”

每年冬天，农村都有人背着书包上学，书包里是统一印刷的冬学课本，互相打招呼都问，你今天学了几个字？

那幅画面，你想象一下？

军队扫盲更绝。战士们的床头要贴生字、背包后面要贴生字、吃饭前要背生字，总之就是学不会生字，什么都不用做了。

甚至在全军运动会赛跑前，运动员能不能起跑，不是听发令枪，而是谁先写完规定的汉字，谁就能先起跑。

明明是比体力的运动会，办成比文化的运动会，要是平时不努力的话，哪怕跑的再快也是最后一名。

九三荣军农场，则是在马车上挂小黑板，把前一天学过的生字写在上面，劳动的时候复习背诵，收工前组长检查是否完成，晚上回去再学习新字。

就用这些“不正规”的土法子，扫盲到1964年，中国人口的文盲率从80%降到52%。

这些脱盲人口，就是中国的工业人口红利。

其次是高校院系调整。

前些年很多人说，民国出大师，然后来讽刺当代没有大师。

事实上民国高校培养的大师都是文科大师，谈古论今天下第一，写字骂人无人能敌，然而这些大师连螺丝钉都造不出来，对急需工业化的中国，又有什么用呢？

中国高速工业化的“一五”期间，工业技术人员的缺口达到30万，各类高校预计只能输送4万人，远远达不到要求。

这就是清末民国重文轻理的后果，新中国必须给前两个政权擦屁股，把高校的理工科重新搭建起来。

于是在1952年，教育部草拟了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计划，涉及高校总数的75%，调整后全国共有高校201所，平均每校700人增加到1172人。

以前那些巨无霸高校被拆分出来，师资力量分配到新高校里。

比如非常牛逼的南京大学，基本给肢解了：

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南京大学。农学院改成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教育学院改成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林学系改成南京林业大学，水利系改成河海大学，政法系并入华东政法......

这次高校院系调整，其实就是中国理工科高校的扩招计划。

而在高校院系调整的同时，中国高校全面苏联化，有600多名苏联专家带着苏联教材，直接在中国讲课，并且翻译了1400种教科书。

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工业化铺路啊。

不管现在对院系调整骂的多厉害，都不能否认，经过院系调整的高校，基本满足了高端工业人才的需求。

最重要的改造是农村的人民公社。

现在说起人民公社，普遍要附带大锅饭、养懒人之类的标签，给人感觉人民公社是十足的败笔。

可问题是，如果人民公社真的是败笔，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同志，为什么要推行人民公社呢？

他们在战争年代那么英明，为什么到了和平建设年代，连这些问题都想不明白？

既然人民公社做为大政策推行出来，并且坚持了数十年，必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要不然很多事情就解释不清楚。

那是什么作用呢？

薅农村的羊毛，稳定农村的秩序。

世界各国的工业化，都要有原始资本积累，而原始资本积累只有两条路：

一是侵略其他国家，以剥削殖民地的方式完成本国的资本积累，英美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走的就是这条路。

二是挥刀向内割自己的肉，从本国人民的身上，获取最大剩余价值，完成国家层面的原始资本积累，然后用这些资本来投资工业，苏联就是走这条路。

近代中国被欧美列强侵略，原本就是第一条路的受害者，再加上中国是积贫积弱的农业国，也没有侵略其他国家的现实条件。

所以侵略其他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路线，中国直接pass，那就只能学习苏联，挥刀向内，获取数亿农民的最大剩余价值。

执行机构便是人民公社。

还记得前文说的吧，建国初期的农村，由于土改催化恢复成小农经济，不愿意购买城市工业品，导致城市工业不能完成原始积累，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遥遥无期。

为了获取农村的最大剩余价值，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决定，趁土改的热情没有散尽，动员农民参加互助组、初级社、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农村机构，把农民组织起来。

最终有5.4万个公社、71.8万个生产大队、600.4万个生产队在全国铺开，国家行政力量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的千家万户。

既然参加了人民公社，一切经济活动，便要由公社来统一调配，这就消灭了建国初期的农村小农经济。

而有这样的组织基础，国家便可以推行统购统销，用剪刀差的方式，薅农村的羊毛。

什么是剪刀差？

简单说就是，国家最大限度降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最大限度提高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公社在其中低卖高买，价差便是国家薅到的羊毛，也是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据统计，建国前40年，农村给工业化提供了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250亿，每个劳动力提供80元/年。

这种获取资金的力度，全世界都绝无仅有。

农村除了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还要做国家经济危机的转嫁池。

自1955年起，中国开始动员青年“上山下乡”，初衷是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力脑力劳动差别。

但在革命理想的背后，却是每次遇到经济危机，城市就业压力增加，国家就动员青年上山下乡，把就业压力转嫁到农村，20年内累计向农村输入4000万知青，极大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

这在小农经济时代，简直不可想象。

我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哪有精力养知青啊，再说了，城市来的陌生人凭什么住我家？

然而有人民公社和“一大二公”的号召，这些事竟然都做成了，而且没有激起农民大规模的反弹。

我们说毛泽东时代改天换地，根本原因就是农村所有制的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农民生活苦，原因也在这里了。

如果中国放弃工业化，不向农村提取资金，也不向农村转嫁就业压力，农民的生活会宽裕很多，但代价就是国运天花板很低，遍及全国的危机很快爆发。

如果想走向星辰大海，那么让农民吃三十年的苦，就是必须要走的一段路。

这是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区别。

毛泽东和同志们选择了大仁政，一代人吃了五代人的苦，做了五代人的事业，换来千秋万代的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