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买办之一的郑观应，忧国忧民，写了一本书，叫《盛世危言》。他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这本书给了一个湖南青年很大的启迪。

1936年，这位湖南青年已经到了中年，成为一股新力量的掌舵者，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几次提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个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郑观应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青年后来会把买办视为中国最反动的阶级。

在今天，也许还有人会把买办视为汉奸，但是，这样的看法已经不是主流了。作为庞大的外贸经济出口的国家，这样的代理商已经是家常便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