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从不聊中国，怕说不好，适得其反。但美国学者却好奇这话题，如我的一位历史教授。她和蔼、有耐心，并用一种学术的、中立的、严谨的视角发问，我便深呼吸，脑袋里鼓起了劲。

话题是大流行病、社会记忆与社会想象。

中国人与美国人对于大流行病的记忆天差地别。如我系里的另一位教授正在负责纽约市新冠记忆的研究，而对于这座城市来说，上一次大流行病还是1918年的流感。年轻一代，甚至银发一代，对于大流行病都是没有记忆的。所以他们对“疾病管理”的想象力有限，或说稀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强制性佩戴口罩、大规模接种疫苗、保持社交距离等政策是超越了其认知范围的政策，所以他们不理解，也很难遵守。

纽约已取消了口罩令，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室里还要求必须佩戴口罩。基于此，我的一位教授便带着大家去室外上课了。我们简单聊过这件事，她的想法是：脱下了口罩，大家交流起来更高效。

而我却仍然提心吊胆于健康安全问题。

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从国内带来的“肌肉记忆”，而是因为“非典记忆”。教室里挥发着的白醋的味道，新闻报道里可怖的感染与致死率，喝进肚子里一杯又一杯的板蓝根的口感，这些模糊不清但挥之不去的记忆仍然起作用于我的认知与决策。甚至，我对“新冠清零”的愿景都仍然抱有信心——更多的国际消息越发让我清楚这件事情的难度——但仍有信心。

教授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中国清零过更可怕的病毒。

“那病毒叫？”

“SARS。”

“我记得是在香港？”

“还有北京。”

你看，这就是美国学界的一个缩影。对中国感兴趣，却并不足够了解；哪怕在常春藤里，名教授的中国“知识”也难以对齐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常识”。我曾多次与老师们讲，自己的理想是做一只从欧美衔着知识飞回中国的鸟；但把更真实、更具体、更深刻的中国故事带去远方，如今看来，也是我的使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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