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第一任关内皇帝就开始打击江南士绅，相继兴起了通海案、哭庙案和奏销案，其中奏销案是追缴拖欠朝廷的银子，再加上顺治丁酉江南乡试舞弊案，开除了13,000名读书人的功名，又让拖欠朝廷税银的士绅从财务上破产了。清朝为什么下狠手整治江南士绅，要知道明朝中晚期的江南士绅是可以和朝廷就税收讨价还价的，顺治这么搞，其实同时瓦解士绅的特权和财务基础，太狠了，江南士绅作为一个集团很难回到明朝高光时刻。

清朝皇帝肯定是以满压汉族，问题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时期，也一样的打击江南士绅，甚至强迫他们迁徙，这可是咱们汉人的皇帝。原因很简单，江南士绅自明朝中晚期已经形成一股势力，东林党是集官员、地主、商人、学者、读书人和舆论为一体的利益集团，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要舆论有舆论，皇帝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即使用上太监也没用。

当士绅这种官商学媒超级集团崛起的时候，政府收税就别想了，即使顺治这么做，也解决不了问题，涉及到一个税收基本原理。一个读书人一旦考取了功名，拥有了一定的免税额度，即使没有考中进士，也是如此。如果一旦为官，那就更加不得了，为了逃避税款，老百姓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土地转给士绅来减少税收，这就不断的土地兼并的驱动因素。接下来，地方政府上报的人口、土地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政府的税基被不断的侵蚀。同时，政府的财政需求不会显著减少，怎么办，地方政府就会把税负加在最没有权力的人头上，于是，官逼民反，大厦将倾。

明清两代都有人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明朝是强人张居正的改革，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税基夯实，丈量土地、清查人口，将各种税收都摊到土地上去，这么一来，拥有土地多的家庭就多交税。雍正时期的改革差不多，摊丁入亩，并且要求“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本质上将两者就是废除了士绅的免税额度，按照财产的金额来纳税，最终都会招来士绅的痛恨，雍正是清朝盛期的皇帝，不至于像张居正那样被清算，但好名声就算了。

所谓”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常、镇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他舟车储费又六倍之，是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也“，江南对于明清两代是税收重地，但一个基本的规律是，全世界都很难收到富人的税，连美国都是这样。新中国之所以能够重建财政，就是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国民党则跟明清两代没有任何区别，有负担能力的人有权不交税，而没有负担能力的人则被地租、税收逼迫上了绝境。

我之前说过，清朝故意打击江南士绅集团，原因是不希望在自己的重要税源地出现一个超级避税集团。但清朝并非单向打击汉人，反过手来，从顺治开始就重用汉臣，毕竟世袭贵族对于皇帝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到康熙擒鳌拜之后，也立下了规矩，让满族勋贵们老实点儿，别再想着关外的所谓老传统，刻意造成一种满人世袭贵族与汉人文官集团相互牵制局面，要避免唐朝世袭贵族的一股独大，或者明朝的科举文官集团一股独大。

一个利益集团崛起的时候，无论他们口头说的有多好，他们以宗教信仰的名头也好，以读书人的体面也好，以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也好，最终追求的是某种形式的特权。在美国，他们利用议会进行游说，跟立法、行政的精英进行各种即时、延期兑现的交易，立法、行政给他们带来生意或者直接减税。在明代，东林党在朝廷有官员，在地方有地主、商人，还有书院读书人群体把持的舆论，他们可以拖欠明朝的税，地方官员无可奈何，能交几成算几成。你可以惹得起一个人两个人，对于”五岳剑派，同气连枝“的满口仁义道德、有权有势的群体真的没办法。

江南士绅拖欠明朝的税款，”小政府“的明朝灭亡了，迎来了清朝，而清朝恰恰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大力整治江南士绅集团，不过是学习了明朝狠人朱元璋的前例，历史有时候是一个循环，其中的是非曲折，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