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香港上市在1997年前后，正值改革的多事之秋。从上到下都很关注，从中金公司董事长到经济改革的负责人都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登陆资本市场那么简单，而是事关国企经济改革的关键战役。

方风雷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就写道当时海外的声音，世贸组织创办总干事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首席记者胡舒立采访时评价说：“如果中国电信（香港）登台国际资本市场，意义将十分重大：其一，这会被视为邓先生之后改革开放的标志；其二，体现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其三，巧妙回答了世贸组织对中国电信市场开放的诘问。”

上市能不能把股票卖出去，其实大家都没太有底，一开始就做了创新，引入了所谓“基石投资者（cornerstone investor）”的策略，李嘉诚、郑裕彤、郭炳湘等香港豪门和中信、光大两大中国资本巨头组成的基石投资者阵容可谓豪华，彼时还十分热衷表态支持内地经济发展的李嘉诚还专门向记者表示，谁退股，我全包了。李嘉诚当然是谋无遗策的，一方面当时其实热度很高，不容易破发，另一方面他当时正大举进入内地市场，儿子的生意也有仰仗于高盛的地方，这样的表态一箭多雕。

中国移动的上市定价也很尴尬，定低了那是国有资产流失，定高了投资者不容易接受。最后还是顶住压力，定了个比较高的价格。上市那几天正逢亚洲金融危机，香港股市暴跌（看了一下恒生指数，草，1997年8月就已经一万六千多点，今天还是这个点位，比上证综指还拉胯，真的服了），但中国移动还是顶住压力，稳住了股价，后来成为香港最重要的红筹股之一。

当时有多草莽呢？在中国移动上市之后，彼时经济改革的舵手还亲自问中金董事长，钱收到了吧？中金董事长斩钉截铁的说，都收到了，真金白银。那时候的发展，很多事情都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经济也就这么腾飞起来。

彼时的中金董事长在中国移动上市当天答谢酒会上说了一番话：尽管今天股价跌了，但我们对中国电信事业的未来有信心，因为它的背后有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有一个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中国。“人是要有一点自信的。人不自信，谁人信之？”

这话在今天听起来，也很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