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超中等富裕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大跃进”。
1958年，广西柳州专区和环江县两级党政精心策划的“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卫星”出笼。当时全国各地为达到农业的跃进标准，强制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措施，浮夸成风，高产卫星遍地开花。
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广西把‘速度’当做总路线灵魂，把‘快’当做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把批判‘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起来进行。与此同时在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采取了只许那些说大话，敢搞高指标的人‘鸣放’，对那些不赞成高指标的人给予‘辩证’的做法。脱离实际的‘左’倾思想在城乡迅速蔓延。
1958年，在早稻、玉米尚未收割完毕的情况下广西有27个县报称比上年同期增产1-2倍，环江县称早稻增产4倍。当时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要夺取全国第一。各地在鼓动和压力下开展放卫星竞赛，最轰动的是环江县的高产卫星。
根据上级党委的布置，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此前曾任广西委宣传部长)特别关照环江县，并为放卫星定下具体做法和基调，他暗示县委书记洪华：要千方百计超过湖北，争取全国第一，湖北亩产三万斤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地里去的，全国卫星没有亩产五至十万斤恐怕放不出去。贺鼓励说，“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给小汽车。”。当时正在柳州开会的洪华立即给县里打电话，指示由县委分管农业的书记江琴堂主持；县委书记处书记季桂明、城关区委副书记韦玉昆、区委委员、区妇联主任李钰金具体负责，在城关高级农业合作社搞并蔸高产试验：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试验田中的禾苗全拔出来，犁耙、深耕后堆上万担各种肥料于田中。参加劳动的有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他们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生产队和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禾苗倒伏，人们用木桩支撑，再用竹篾片拦腰稳住，田的四周用木桩顶实，禾苗套上了“架子”，长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太密，无法通风，他们便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负责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禾苗在收割前无须施肥，但“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施肥；在施人畜粪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用蚊帐将粪水过滤，用洒水壶喷洒。”一切准备就绪后县委即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喜，说要放一颗全国最大的卫星，亩产超过十万斤。地委、自治区党委向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分别组成检查验收团来环江县检查验收。
9月9日上午，各路参观验收的6000多人汇集在试验田边，几个自治区相关部门的领导爬上稻田“试一试”这块田的“密度”。
10点24分，红旗公社城管大队支书罗克正一声令下，496人到地里参加收割、运禾、脱粒和运输。四台磅秤，每台磅秤都有上级机关派人监督，每担谷子过磅后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记满一张纸后累计在挂着的黑板上。收割时用箩筐装满收下的谷子，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挑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游行时，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一担担谷子，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队伍人数一下子就增加了两倍多。”
组织者和策划者唯恐达不到预期产量，在过秤现场，他们指示挑谷子的社员过完一次秤后不倒上谷堆，挑到没过秤的队伍中再一次，即所谓“团团转”过秤法，如此循环往复，同时要求过秤划码人“称一码划几码”。晚上9点30分收割结束，留下0.055亩稻谷未收，供参观。县委书记处书记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这一块地有18.9亩(包括这块田，实际上并蔸60多亩地)，并蔸移栽的高产试验田的面积共有1.13亩，就这样，全自治区、全国，乃至全世界“水稻亩产”的空前纪录被魔术般地创造出来。
环江县放出一颗“大卫星”，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荣誉接踵而至。洪华成了英雄。“当他从地委抱着红旗回县里那天，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他被人群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大大小小的报道、宣传，将环江吹捧得如花似锦，县领导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会议上不断地吹嘘环江的粮食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
环江县1958年全年粮食上报产量3.3亿斤，实际产量1.05亿斤。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该县采用各种手段想尽办法凑够数目。“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已无法保证，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至四五月间饥荒出现，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多。1959年全县共死亡22685人，绝大部分属于饥饿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