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陶元珍的观点，从琦善身上可以看到清王朝许多皇室成员和大臣的影子，他们一方面对宗室失之诚实，一方面对强敌“不免卑屈”（除知晓船炮利害之外，对外面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原先主缴鸦片的琦善在天津第一次亲见白河口英军的“船坚炮利”后即派广东人鲍鹏去广州穿鼻洋，向那里的英军求和，求和诚然是不得已之城下之盟。鲍鹏长期吸食鸦片，和英国商人有许多私下勾結。
在蒋廷黻看来，琦善固然是清王朝中一个屡见不鲜的庸碌俗吏，在外交方面称得上“远超时人”，在经历一番审时度势和权衡利弊后他力避将衰朽帝国引入战火中，不失其眼光之远卓。要知道，在1840年，许多主战派连大英帝国的军舰长什么样还未曾见过。
马勇认为，按蒋廷黻的推论，假如当年的文渊阁大学士琦善没发挥出他的理性精神，而是沿着林则徐的路径行事，正面选择中英大战，战则必败，败必速和，速和不仅使得中国损失大幅减少（或许能避免割让香港给英国等），最重大的利益在于，中国缘此可以至少提前十二年走上维新之路，进行全方位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这样一来中国就比日本提前了三十年转身向西，走向世界，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政治、文化上的动荡和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