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46阅：不一样的中国史5.杨照提出的两条观史态度：一是不把历史作为一个个的事件来对待，一个历史事件的形成有非常复杂、源远的背景，绝不是实然所见，正所谓“历史不如你所见”吧，这样才能透过“是什么”找到“为什么”。二是对待历史，更多地应该用求异的态度而非求同，求同的观点下，很容易带入主观偏见，甚至有“挟持”历史事件为“佐证”的嫌疑。求异也是为了探究为什么。
从西汉到东汉，皇权渐弱，对土地兼并的态度可见一斑，西汉时力图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到了东汉却已不再是问题，因为皇权迫切需要依靠大姓。而大姓家族，由于掌握了牛耕等技术，规模经济的产生，农民越发无地可依，土地兼并更加盛行，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东汉时期对于商人仍旧是非常抑制的态度，毕竟商人是一种流动的工种，不便管理。彼时的商人会经营一些奢侈品的贸易，比如匈奴马匹，这可是不小的赚头。而赚了钱的商人，则会想尽办法去买地，洗白身份成为大地主。一旦这样的差距拉大，宗族的作用就显得微弱了，失去土地的人民，再也无法依靠宗族获得对自己有用的支持，于是愈发激起他们走出故乡，走入大姓家族，成为门客，这也是他们唯一可以获得阶层跨越的机会，虽然这样的机会也非常渺茫。而大姓家族现在有了土地和门客这样的人才资源，可谓是左右逢源。为了反抗社会的阶层固化，门客们所形成的士族开始形成“清议”的评价标准，重塑社会评价体系，彰显自我个体价值。这可能是中国史上第一次个体价值的萌芽。然而，清议评判标准“对人不对事”，却沦为了最后政治斗争的武器，引发了党锢之祸，更是激起了皇权、宦官、外戚、外朝、士族的几大权力的对立斗争。同样随着土地兼并引发的还有就是思想精神支柱的动摇和被利用。东汉末年，五行思想盛行，天人感应盛行，朝臣还通过天地反映来约束皇权，并以此建立天地人神之间的联系，让人们内心有一种安全感。而一旦无法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叛乱就开始了，这也是黄巾军的由来：不劳而获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起义四起。苦难的生活，也为佛教进入提供了契机，正如《漫长的余生》一书中提及的佛教对于那些被贬出宫的宫女、嫔妃提供了很大的精神慰藉，对于普通百姓也是如此，可以说佛教是当时无数不多的可以上下融通的一种社会现象。总体而言，东汉起，社会阶层差距拉大，社会阶层流动减少，大姓家族扩张。而曹操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几天，才会开始屯田制、广招贤才“只认才不认德”的对着干。而后来“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起源，不可谓与此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