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梅赛德斯-奔驰现在展厅里的新车我没兴趣，但不管怎么说，我对这个品牌还是有些好感的。这种好感倒也不是因为别的，完全是因为这家企业对于自己所经历的过去的那种态度，比如它的线上资料档案馆是汽车品牌为互联网用户提供资料查询服务中最好用的，而且没有之一！

也是因为有这个好用且直观的线上资料档案馆，我才有机会去寻找过去这么多年来所积攒的问题的答案。其中我最为好奇的，还是中国汽车工业早期的重要人物——陈祖涛老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的，1956年他前往联邦德国采购梅赛德斯-奔驰300豪华轿车（图1）的细节。

其实陈老先生在回忆录中已经把这段经历交代得很清楚了：一汽在投产解放卡车之前，缺少一部分精加工方面的设备和生产原料。作为中国当时少数接受了系统性高等教育的海外留学人才（他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的子女，曾长时间在苏联生活、学习），陈祖涛被派往苏联协助时任一汽厂长的饶斌（中国汽车工业早期发展最为重要的核心角色）寻求帮助。由于相关设备和生产原料苏联在当时无法提供或者他们自己也在使用进口货，最终饶斌和陈祖涛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解决了大部分的设备和原料购买问题。

恰逢这一年国内筹备召开第八次党代会，饶斌被叫召调回国准备开会，只能留陈老先生在民主德国继续想办法，来解决未来将批量投产的解放卡车所使用的薄钢板购买问题（这种薄钢板苏联也是以进口的方式解决的）。就在这个时候，外贸部给驻苏联代表林海云发来指示，由于这次党代会重要的历史地位，会有不少兄弟党派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出席，所以需要尽快购买60辆最新的梅赛德斯-奔驰300轿车供会议使用（我党还是有懂货的人呀）。林海云找到了此时在东柏林的陈祖涛，把这件事委托给他全权办理，然后陈老先生就通过当时咱们在东柏林的外事机构，联系上了戴姆勒集团。

在戴姆勒集团派人来到东柏林（此时东西柏林之间的通行还比较方便，那堵墙还未修建），接上陈老先生前往联邦德国后，买车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只是为了凑够这60辆当时梅赛德斯-奔驰品牌的旗舰轿车，斯图加特这边还是多花了几天的时间。就在联邦德国这边等着新车交付期间，惦记着解决薄钢板问题的陈老先生顺便就问了奔驰的人，然后奔驰方面很爽快地联系了自己的供应商，然后就迅速解决了购买所需要面对的所有问题。

至少根据陈老先生的回忆录，买梅赛德斯-奔驰300轿车这事本身没有任何波澜，只是一开始戴姆勒方面有点意外，中国为什么会急需如此数量的顶级豪华旗舰轿车，毕竟60辆对于仅有7600多辆下线的奔驰300来说，也不是个可以忽略的数字。而薄钢板的采购，我好奇的是当时中国和联邦德国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前提下，这种不算很小规模的工业原材料的采购，会不会涉及到出口限制之类的问题？这个疑问我在网络上查了很久也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而且根据陈老先生的回忆录显示，这次新车和薄钢板的采购是联邦德国首次和新中国之间的大额贸易，所以我也就默认为采购60辆奔驰300算是戴姆勒集团和新中国的首次直接且成一定规模的商业互动行为了。

但是就在我日常浏览梅赛德斯-奔驰那个线上资料档案馆时，我发现其官方的文件里给出的最早和新中国的贸易，却是在1950年。根据后来1982年奔驰和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设立首家官方车辆服务中心的媒体通稿（图2、图3）显示，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奔驰就接到了我们的订单，订购40辆大型客车所使用的底盘。然后我查到1949年5月汉诺威国际展览会上，以奔驰O 3250卡车为基础的大客车正式发布（图4），圣诞节前夕，由辛德芬根工厂转移至曼海姆的生产设备调试完成，首款下线车辆为改进型的O 3500大客车（图5）。那么看来新中国和梅赛德斯-奔驰之间首次交易的主角，就锁定在这两款大客车所使用的底盘上了。

不过考虑到解放前我国就有使用梅赛德斯-奔驰商用车辆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采购相关车辆其实也不是很难理解，毕竟抛开意识形态和国内、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这个来自德国的汽车品牌的确在中国建立了非常好的口碑。而这段时间的历史，就要提到国民党政府、德国当时的驻华军事顾问，以及Otto Wolff钢铁公司了。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国民党在上世纪20~30年代对于德国有着相当的好感，常开申个人也认为德国有很多值得当时中国学习的地方，工业化和军事方面自然是核心所在。德国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有着主要在经济方面的诉求。在如此的大背景下，中德双方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其中之一就是在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图6，抗日战争初期为中华民族做出显著贡献，后因德国对日政策变化奉召回国。二战期间曾任德国驻比利时军事总督，但因其反纳粹倾向和涉及刺希正变事件，在战争后期被关押在集中营，战后又继续被盟军关押。后因其曾尽力挽救犹太人和比利时人被特赦）的穿针引线下，由Otto Wolff钢铁公司（此时该公司在中国有大量基建投资）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合作，建立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计划在湖南株洲设厂组装来自德国的商用汽车以供军民两用。之所以选择梅赛德斯-奔驰，是因为Otto Wolff本人当时是戴姆勒集团的董事之一，那自然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力的选项了。

1934年4月，中德双方签订组装梅赛德斯-奔驰卡车的协议，株洲方面开始工厂建设，并在上海郊区先期开始组装工作。根据协议，除了早期协助中方组装生产奔驰卡车和客车，在组装工作成熟后，奔驰方面将转让相关车型的技术，并协助整车国产化的事宜。事实证明，配备了柴油发动机的奔驰L2000卡车/客车的性能和可靠性的确出色，中方组装和改造的车型被广泛使用并得到好评。根据奔驰方面的资料显示，截止到1938年3月，德国方面向中国总计出口了2000辆L2000卡车底盘（图7）。但根据国内的资料显示，奔驰向中国方面交付的卡车数量远超2000辆的规模。

至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批梅赛德斯-奔驰大客车的底盘到底最后被用在哪里，我现在还没有查到任何资料和图片。而1949年和1956年之间，这个德国汽车品牌和新中国之间的联系我发现也并非是空白的，因为接下来涉及到的除了奔驰，还有Metz这个消防设备领域大名鼎鼎的品牌。

根据德国当地消防车爱好者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新中国在1954年向德国的消防设备公司Metz订购了一辆云梯车，其所使用的底盘为梅赛德斯-奔驰LK315重型卡车（图8）。这款被命名为DL52的云梯车总重14吨，在1955年正式交付，而且其性能很快就得到了我们的肯定，并再次联系Metz订购了相同上装的另外五辆云梯车。而且新订购的云梯车还在车头配备了外置的水泵，只不过底盘这次没选奔驰的产品，而是Krupp（克虏伯）以及MAN旗下的两款卡车。这里再说句题外话，后续引进的Metz上装的MAN云梯车貌似2018年时还在天津的某个地方被保存着，B站有爱好者拍摄的视频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图9）。当然，这种方式我觉得也不能都算是新中国和奔驰之间的交易，毕竟这一次的核心是云梯上装。

好了，说到这里梅赛德斯-奔驰在建国初期以及国民党时期的一些事情我能够挖掘到的内容也就这么多了。在此之后我们和这个豪华汽车品牌之间的互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其实也是相当频繁的，直到和西方关系开始正常化时，联邦德国政府开始和我们正常接触，戴姆勒集团第一时间就正式“回”到了中国。1979年时任国家主席出访联邦德国期间，也重点访问了辛德芬根的总部，这里我也从奔驰的线上资料档案馆找到了当时被国家主席参观并检阅的奔驰车辆的名单。这个名单中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9月才正式向媒体发布的G级越野车，在一个月后的10月25日就出现在了参观和检阅的阵营中（图10~图12，而且最后出现的那辆车被作为礼物，送给了中方）。至于武警部队曾小批量引进和试用的G级越野车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这我就不得而知了。

而在此之后梅赛德斯-奔驰和我们之间的合作和联系，个人认为值得详细说的，也就是曾经我写到的，关于一汽组装W123代奔驰轿车的故事了。其实，这两三千字的内容并没有太多干货，只是为了满足我个人对于奔驰和新中国早期之间联系细节的好奇心才记录下来的。不过，真心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去看看奔驰的这个线上资料档案馆（http://t.cn/A6oTOhZV），无论是按照车型还是时间线的资料梳理，真的是好用！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http://t.cn/A6oTOhZ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