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上海市出版革命组”！

新中国以后的图书出版，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除国家各类出版社之外各省就一个人民出版社，而上海则有多个专业出版社。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出版物受到冲击，新书数量更少，1970年略显生机，这从全国总书目的编辑出版可以看到。中华书局1971年出版了《1970年全国总书目》，而1966年至1969年却是总书目的空档，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补充出版了一本《1966—1969全国总书目》。

1970年，一些省份的出版社相继恢复图书出版，大部分沿用老社名，而出版重镇上海出现的是一个新名称——上海市出版革命组。这之前还有一个过渡名称，叫“上海出版系统出版革命组”，从该年1至2月的出版物上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名称并不代表出版社，只是一个编辑机构，查《1970年全国总书目》，也只出现在三四本图书上，比如毛主席诗词《七律二首送瘟神》（手书）这本书上，就标注为上海出版系统出版革命组编辑、上海革命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上海教育出版社也加上了“革命”两字）。也有一本由该组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还在样板戏等图书里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出版的字样，而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并未恢复出版业务。

可见，上海出版业的重新起步，在文革风云的浪潮中仍有徘徊。“文革”是从对戏剧《海瑞罢官》和杂文“三家村”的批判由上海发端的，始于文人著作，众多出版物因此被摧毁，“出版革命”便成了恢复出版的一种形态。“上海市出版革命组”作为正式的出版番号于这年3月正式启用，其出版物迅速活跃。“革命组”的地址是上海市绍兴路5号，此前和此后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亦是这个地址。

这段时间，上海各类专业出版社的名义消失，上海出版革命组出版的图书因此涉及各个种类，最早的有政治类读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赞》《上海工人哲学论文选》和运动类读物《革命大批判文选——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进攻》，以及“红小兵学习毛泽东思想辅助读物”等少儿读物和“革命故事丛书”等文艺作品，这些都在该年3月问世。同时将以往一些有实用价值的图书以“出版革命组”的名义重版，比如196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赤脚医生手册》等。那时名气很大的《十万个为什么》，也由“出版革命组”陆续修订出版，“重版说明”中这样表述：《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1962年第一版，1965年修订本），过去在刘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出版黑线的影响下，存在着不少错误，不认真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际，不少内容宣扬了知识万能，追求趣味性，散布了封、资、修的毒素。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工农兵和红卫兵小将，对这套书中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肃清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出版黑线的流毒。现在将这套书进行了修订，重版发行。这次修订重版，删去了错误的内容，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新题目，我们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反映三大革命运动和工农业生产实际，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使科学普及读物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经营的时间不长，这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名称恢复，一些专业出版社的社牌也相继重现。上海出版物覆盖全国，在我的七八十年代的藏书里，就占比极大，特别是文艺类图书。“文革”中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出版，上海明显起了先导作用。

1970年3至9月间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的图书，再版时均以上海人民出版社或其他出版社的名义，反映大事件的《南京长江大桥》和《“一二五”赞歌》等长篇报告文学，都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再版时一般换了封面，或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修改了部分内容。《十万个为什么》由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在9月份出版了1至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0月复位后，即按这个修订版在该年后三个月内出版了1至13册。

“文革”中这一出版社名称现象也不仅在上海，这段时期的江苏和安徽，图书出版用的是这样一个名称：XX省革命委员会出版发行局。直接由出版管理部门做业务。而内蒙古，出版招牌则是：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河北也有这个机构。此前有些省份还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或出版发行管理处，有北京、陕西、辽宁、青海、广西、内蒙和山东。这应该是出版机构冲击后，为保证当时红宝书的出版而成立的临时出版机构，而这些机构在1970年也承担其他图书的出版，比如北京，这个机构就出版了一些样板戏图书，且同时出现了“北京市人民出版社”的招牌，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同时担负出版职能。 

 偶尔翻翻这些藏书，检索一下这些名称，也就回味了一段岁月的风烟，咀嚼了一种过程的滋味。#历史上的浪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