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堂藏汉碑残石集萃》

《后汉韩韶残碑补阙本》
此残碑传近岁出舞阳，汉属颍川也，此地多高官名士，汉司徒丁鸿、尚书令韩棱等垂史才俊皆出于此。
此石四周皆损，可知为碑阳，存字四行，行三字，共十二者。此碑虽残余无几，然亦可管窥梗概。文字之福，首行可识“仲黄”二字，应为碑主之字也。《后汉书》载：“韩韶字仲黄，颍川舞阳人也。”其与同郡钟皓、荀淑、陈寔清高有德，显名于世，并称颍川四长。二行与《后汉书》中所载“守、令不能破散。”相契。三行“贤”字或为文中“闻其贤也。”《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南阳府部》载：“韩韶墓在舞阳县西南四十五里。”与此石之出同也，故当为韩韶之属无疑。
《后汉书》载：“同郡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为立碑颂焉。”所树之碑当指此石也。此碑虽遭毁如斯，亦有迹可循，何其幸哉！真可谓吉金片羽，可以永年。壬寅冬月新帅补阙并记之于乾堂。

《东汉碑额残石四品墨影》
残石传出河南禹州，古时之阳翟，东汉颍川郡之治所。颍川居中原腹地，秦王政十七年置，以颖水得名。颍川自古为大郡，自设立后人口颇众，富庶繁华，仅次于京师。此地钟灵毓秀，名士大族，富商巨贾频现，如颍阴荀氏、许县陈氏、长社钟氏、襄城李氏、阳翟郭氏、阳翟辛氏、舞阳韩氏、定陵杜氏、父城冯氏，此众名门望族多有名垂史册之宗贤名彦也。
汉时为我国丧葬文明之繁盛期，尤崇厚葬，东汉章帝以前碑刻罕见，和、安之后刻石立碑之风渐起，至桓、灵时至极盛。此四者即为墓碑，以记墓主名讳、里贯、履历、功德，勒铭贞石，以垂久远。树碑刊石，昭德纪功，以示子孙。又因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于宗庙祠墓之间，树碑镌石，垂世宠光，铭功载德，设兹方石。南朝刘勰云：“碑者，埤也，上古皇帝纪号封禅，树石堤岳，故曰碑也······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幕也。”“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俊伟之烈，此碑之制也。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故碑刻为礼器，彰显圣德，明尊卑、别爵秩、纪功赏、告先祖、训子孙之意耳。
“汉故”“陵”二石以书风、字迹大小、镌刻刀痕上可辨当属同一碑出，文字四周可见施有边栏，书风与《袁安》《袁敞》二者颇类。“阳翟”与“故”字残石则与汉魏凿刻官印之意趣相近。
《宋书·礼制二》载：“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三国志·武帝纪》亦有载：“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诛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令民不得复私讎，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壬寅初冬乾堂拓并记。

《射鹿台遗石》

此二石出颍川之射鹿台遗址，位今之许昌陈曹乡许田村西，古时此地林木茂密，獐鹿成群，曹操迎汉献帝来许后，曾在此筑台建亭，陪同献帝常至此游猎，世称此台为“射鹿台”。
虞延，字子大，陈留东昏人也，永平八年，代替范迁为司徒，此残碑或为其后嗣所属，书风与《受禅表碑》和《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意近。“君璿”残石右侧可见精细磨痕，当为碑首行，也可知碑主之名“璿”也，书风与《乙瑛碑》颇类。此二石当为东汉晚年间物。壬寅冬新帅记。

《典谏等字残石》

残石出长安，存铭两行，行四字，共八字，铭曰：“典谏议臣刘弘”。谏议或指谏议大夫，《后汉书·百官志二》载：“秦代置谏议大夫之官，专掌议论。”东汉属光禄勋。臣，君主之时官吏也，或下对君主之自称，汉时男子称臣女子称妾，亦有自谦之意。刘弘汉时有五，一为西汉后少帝，二为东汉中山教王，三为东汉高密王，四为东汉末年司空刘弘，五为蜀汉昭烈帝刘备之父，惜存铭之寡，难以考见。依碑左之空余，此残石当为碑之末也。所刊内容亦异于墓碑之末段之赞词，应为功德碑或纪事碑之属。此石书风、字径与《熹平石经》颇为相像。壬寅阳月焦新帅拓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