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大学问·实践社会科学系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一种悖论，即满人的数世纪的统治，虽然曾经是“如此的非汉人的”，却产生了一个疆域的和族群的遗产，有助于解释当今“统一的中国”的神话。

……在20世纪早期，汉人与非汉人精英中的年轻一代日益达成了以下共识：

构建新民族与建立新国家同等重要；只有当重建后的国家充分代表各族群的利益并弥合了族群畛域时，基于对历史的共同记忆和对家园存亡的共同关注，建立起新的民族才变得可行，中国也因此才能够从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

……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一下那些致力于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族群分裂与融合问题的。

孙中山在投身革命之初，即把革命视作“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斗争。据其解释，排满（亦即他所说的“民族主义”）系指推翻清廷和建立汉人政府，而不是“完全消灭满人”；他提醒其追随者：“假如我们在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不过，并非所有革命党人都赞同这一观点。其中最激进的党人信奉狭义的民族主义，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独特的种族主义，其目标是将非汉人族群排除在“中华”之外，以建立单一的汉人国家，而这里的中华仅指内地十八省。

……但是，激进的革命党人很快觉察到了他们所提倡的排他性民族主义存在问题，承认“排满”仅仅是动员民众的手段，而不是革命的终极目标。因此，另一位革命宣传家陈天华（1875—1905）在自杀前写道，反满革命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而非民族问题，认为革命成功后，应给予满人同等地位，“以现世之文明，断无有仇杀之事”。

……因此，尽管反清革命者和立宪派有着不同的目标，但他们却有以下共识：整合汉人和其他族群，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在他们各自努力创建的政府中，尊重各族群的政治平等。

不过，我们不应低估种族主义反满动员的威力。毕竟，有关民族整合和族群平等的话语，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政治精英们。

强调满人入关之初对汉人的屠戮以及满汉不平等的现实，以此动员那些大多不识字、也从未接触过西方政治思想的普通民众，是非常便捷和有力的做法。事实上，革命党人也不得不从长期活跃于华南的秘密反清组织中招募成员，而这些秘密会党一直以“反清复明”相号召。

因此，当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时，革命党人宣布其目标为“兴复汉族，驱除满奴”，便不足为奇。他们的口号是“杀光鞑子”，“光复汉室，驱逐满人”。起义者使用自己发明的十八星旗，所代表的即是内地十八省，并不包括非汉人居住的疆土。

在辛亥易帜期间，其他许多省份的造反者也使用了十八星旗。武昌革命军指挥黎元洪的公告上，亦将满、蒙、回、藏视作潜在敌人，区别于汉人。

辛亥革命期间，这种以汉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极端表达方式，曾在不少地方导致针对满人或旗人的暴行。尽管如此，在内地各省，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屠戮满人的事件。

与此同时，那些经验丰富的革命党领袖也对这种以汉人为中心的宣传动员感到担忧，他们看到满洲以及蒙古人、维吾尔人、藏人地区脱离中国的危险。

孙中山回国后，即与其伙伴反复讨论，重新设计了旗帜。新设计的五色旗由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组成，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江苏、浙江和其他地区的革命党人随即使用了五色旗。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912年1月17至23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皇室重要成员、蒙古王公代表以及袁世凯领班的内阁参加了会议，一致通过了退位条款。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正式颁布《逊位诏书》，宣称总期“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详细阐述了“五族共和”概念，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允许各行省以及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派五人，青海派一人参加国会。《临时约法》第二章第五条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在武昌起义后的南北议和期间，蒙古王公对南方革命党人表现出了强烈的质疑和厌恶，因为这些党人通过宣传“驱逐鞑虏”（不仅针对满人，还针对蒙古人）的种族主义口号，以获得民众支持。

因此，1911年11月26日，24位蒙古王公集体上书袁世凯，宣称只效忠清帝，他们“亦惟是率其土地人民以受统一于大皇帝，不知其他也”。在上述御前会议上，少数几位蒙古王公甚至威胁道：“蒙古自有历史以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故二百数十年来列为藩属，相亲相爱。今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

不过，他们很快又称，他们的态度取决于会议的结果，“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因此，清帝《逊位诏书》的发布，使得蒙古王公失去了脱离中国的法律依据，因为隆裕太后和清朝皇帝在诏书中非常明确地将统治全国的权力转交给了中华民国：“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对效忠清政府的蒙古王公尤其是内蒙古王公而言，拒不加入中华民国的理由再也站不住脚了；而对外蒙古的那些久已不满于清末新政的王公贵族而言，脱离中国的合法理由也同样不复存在。

……在汉人知识分子当中，既有章炳麟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极力鼓动驱逐满人，创建一个纯粹汉人的国家，但同时也有梁启超这样的具有世界眼光的自由派，提倡把中国的所有族群融为单一的中华民族；而在非汉人精英当中，同样既有企图把边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人士，也有赞同“五族共和”主张的人士。

尽管他们对未来的国家建构有不同的理念，但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基于所有族群对中国疆域的认同的统一、集权的民族国家，尚远未成为现实。

不过，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基本事实是，清朝的覆灭并未导致各地边疆从中国分离，从清朝到民国的过渡只卷入有限的暴力，而更为耀眼的是这两个政权之间在疆域上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