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通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学界对拉斯海马地区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认识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拉斯海马地区经历过两次主要的经济发展时期，甚至是在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衰落的时期，拉斯海马地区仍然在西印度洋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总体而言，根据1994年地面调查对区域内遗址数量、年代分布的分析〔图六〕，可以看出青铜时代晚期和萨珊时期分别是拉斯海马经济发展的两个小高峰，然后在公元13至16世纪是阿尔马塔夫蓬勃发展的时期，西马尔和阿尔富莱亚也经历着空前的经济发展。而在阿尔马塔夫衰落以后，在拉斯海马平原地区的经济依然持续不断地发展着。公元14世纪初期，忽鲁谟斯（忽里模子, Ormuz）从伊朗米那布地区（Minab）迁至霍尔木兹岛，称作新忽鲁谟斯王国。凭借其自身的地理优势，新忽鲁谟斯国连接着中亚和印度洋的市场与商品贸易。在其全盛时期，新霍尔木兹国拥有波斯湾南岸从巴林到阿曼的领土。因为临近霍尔木兹岛，14至15世纪的阿尔马塔夫也因此成为了波斯湾贸易繁荣的港口城市，主要生产珍珠、马匹，并为霍尔木兹岛供给食物和淡水的资源。根据考古成果，可以把波斯湾及拉斯海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萨珊后期与伊斯兰早期（约224-800年）
宏观而言，萨珊时期（224－651）的整个波斯湾地区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的阶段。在商业、贸易、水利、农业、军事、政治和宗教传播等方面的规模，都有着空前的发展与扩张：例如这一阶段萨珊王朝在今伊朗南部的扩张就不仅是为了发展波斯湾的区域经济贸易，而是存在其军事与政治目的。首先，这次扩张不但垄断了印度洋贸易，并且试图将罗马帝国在红海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势力驱逐出去。另一方面，贸易垄断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目的，主要是为确保占领阿拉伯半岛上的战略资源，同时也可以对抗西方罗马帝国的势力。公元7世纪，在从萨珊王朝向伊斯兰时期过渡的时间里，萨珊政治与军事体系的崩溃影响了波斯湾原本畅通的贸易与海域安全。此后，随着近东地区的政治中心从大马士革转向巴格达，伊斯兰世界的稳定与复兴再次为波斯湾贸易的兴盛带来了新的动力。

具体到拉斯海马地区，目前发现的萨珊后期的考古遗迹并不多，主要是集中在哈莱拉岛、库什和哈特三地。其中库什遗址早期发掘发现了泥砖/石建筑和公元7世纪的古塔。而在哈特遗址的第三、四区仅仅开展了地面调查和小规模发掘，出土的资料十分有限。因为库什和哈特都地处平原，并被适宜耕作的土地环绕，所以成为了拉斯海马较早的村落据点。

但是，与萨珊王朝其他大部分地区不同的是，拉斯海马地区从史前时代至萨珊时期不但没有出现繁荣的景象，反而呈现出了一个衰落过程。而第一个小型村落据点发展的小高峰也仅仅出现在萨珊至伊斯兰早期这段时间里，且这一繁荣景象也并未持续很长时间。这样与整个萨珊王朝蓬勃发展不一致的景象，则有待更多考古证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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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时代中期（约800-1000年）
从公元9世纪开始，阿巴斯王朝的巩固与扩张为印度洋贸易带来了新的动力。在整个波斯湾地区，伊拉克成为最繁荣的地方和阿巴斯王朝的政治中心。农业的不断发展使得人口数量激增；从巴格达到巴士拉，再到整个波斯湾的水路和贸易畅通无阻，财富也因此不断积累；在波斯湾南部，除了科威特尚未发现此时期的重要遗址外，其他地区诸如巴林、沙特阿拉伯哈萨绿洲、卡塔尔和阿联酋迪拜吉马拉（Jumeirah, Dubai）都有重要的城镇遗址。此外，波斯湾地区还发现有许多重要的港口：例如巴士拉，既是一个能够抵御阿曼、印度斯坦地区入侵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港口，也是连接巴格达以及东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政治和经济要地。波斯湾地区的其他重要港口还有伊朗的尸罗夫港与阿曼的苏哈尔港（Suhar）。其中，此时期的尸罗夫港无论在规模还是财富积累上都比苏哈尔港更为壮大。

阿巴斯王朝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远途海洋贸易，使得其在政治和商业领域逐渐扩张到了希腊、伊朗和印度地区。在哈里发强大政权的保护下，伊斯兰商人逐渐掌控了印度洋贸易，同时也建立了和中国直接的大规模海上贸易。

具体到拉斯海马地区，哈莱拉岛从8世纪开始就被逐渐遗弃。8－9世纪新出现的遗址包括哈特遗址和哈莱拉岛北部的遗址。大量发现的萨马拉釉陶和少量的中国瓷器为上述遗址的地层断代提供了证据。在哈特遗址和哈莱拉岛的调查中发现了最早的中国贸易陶瓷，包括长沙窑瓷器残片和杜松罐，以及在阿尔马塔夫发现的唐代晚期至五代的越窑青瓷碎片。这说明在公元9世纪时，中国陶瓷已经达到拉斯海马。然而从十分有限的中国贸易陶瓷器数量来看，印度洋大规模的中国陶瓷贸易在拉斯海马似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而在阿曼苏哈尔港口则发现了与拉斯海马出土器物组合类似但规模更大的中国外销瓷，因此该地区应与阿曼苏哈尔港口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出土有中国唐至北宋时期的陶瓷器物，但其本身并不能认为是中国外销陶瓷主要的消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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