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无政资#继续闲聊。公选理论中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任何管制Z C当然由Z F人制定。而制定的Z C是管制其他人的行为。同时所有后果成本都是由其他人承担。

不论结果是好与坏，都不需要Z F人负责。他们只对上级的KPI负责。那么这些人有什么诱因去制定正确的管制Z C。只有上级改动 KPI，他们才会有动力去改善管制Z C。

例如某市某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写字楼，大厦，商场开始要求24小时内核酸，另一方面社会核酸点儿大部分全撤，留下仅有的几个人满为患，排几百米大长队，同时社区内核酸检测点到是有，就是9：00-18：00点完美避开社畜出行时间”(引用自其它微博)。

制定这个管制Z C的Z F人似乎忽略了人的行动需要，结果弄巧成拙。

当然中国香港特区Z F也犯过这类错误。中国香港曾经实施全日禁止堂食。结果实施2天才发现根本行不通而取消。

其实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的Z F人如何知道所有人的需求目的？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们可能就是看着一大堆数学模型，统计数究和预测就制定管制Z C。

他们只能看到看得见的抽象宏观表面现，但卻看不见所有次生成本和问题。结果执行起来就更糟糕。很多看不见和意想不到的问题。

而现实世界往往就是这样混乱现象。当然层层加码以求自保的行为只会令混乱更严重。

所以从公选理论的角度来看，从上而下制定的管制Z C往往失灵。既解决不了问题，更制造新问题。当然还有Z F人寻租的问题。

如果一个管制Z C能成功，那真是非常巧合。

当然有一些持別的ZF人会发现这个问题。例如瑞典的安德斯·特涅尔（Anders Tegnell)採用一种没有那么严格的“建议”制度。而个人可认基于的需求目的而微改。虽然当初全部其它国家都认为瑞典必定出现灾难性的结果，但经过2年多的事实证明这方法可行。但这基于一些前提条件，那就是尽量传送新冠知识给一般人。

当然这种特殊例子自然会被Z F制度淘汰。特涅尔已经离职。正如威廉·伊斯特利说每次错误都会得到升职。

总之天下乌鸦一样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