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丁山
22-11-29 10:39

(读库公众号发过,这里单独发一次,把原版照片放进来)

“医学大神”系列里有两个加拿大人,一个是奥斯勒,一个是班廷。

书出版之后,2020年1月8日,我跟加拿大伦敦的班廷博物馆联系,说打算送他们一本书,就是“医学大神”的第十三册《大成若缺:班廷与胰岛素》。馆长格兰特回信说那敢情好。

接着新冠疫情骤起,国内物流静默了两个月。3月24日,书终于来到我的信箱。但此时加拿大安省风声也有点紧张,政府建议减少社会活动,我跟格兰特说,最好还是等风头过去吧。

格兰特说,没问题,从新闻看,安省的健康部门长官刚刚发布一个疫情趋势图,看起来到初夏我们应该就能控制住局面。

然后,两个夏天过去了。直到2021年4月,信使RNA疫苗在安省铺开接种,局面终于真的控制住。到2022年夏末,加拿大解除一切疫情防控要求,生活恢复正常。我就跟格兰特说,星期四我去参观一下班廷故居,顺便把书交给您吧。

2022年10月6日,星期四,下午两点半,我来到伦敦阿黛莱德街442号,就是班廷毕业之后,跟父亲借钱买的那个房子。他在这里开设了一个诊所,但生意惨淡,入不敷出,就重新设计了一下,保留自己的卧室,留一间房做诊所,门厅做候诊室,其他房间出租。班廷成名之后住在多伦多,伦敦的这座房子出售,1925年曾经彻底重建。1997年,政府收购了房子里班廷用过的那三间房子,建立班廷博物馆。现在对外开放的是这三间房。其他房间归目前的房主拥有。当街能看到的这个门是房主居室的入口。侧门才是博物馆入口(图一)。

进门之后看到前台秘书,正打算解释我的来由,格兰特迎了出来。我跟他说,原来打算送的是班廷传记,但后来想想,应该也送一本奥斯勒传记。这是医学界最伟大的两位加拿大人,而且两人有过交集:班廷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到瑞典领奖,回国之前到牛津的奥斯勒故居,经过格蕾丝的允许,他在奥斯勒的床上静静地躺了几分钟,以这种方式来感受前辈圣灵的激励。

其实格兰特不需要我详细讲这段故事。他知道。我说的每个细节他都能及时应和。他问我的书有没有英文版。我说我把奥斯勒那本用英文重写了,但那花了我三个月。而我手头还有其他已经排好日程的写作任务,所以目前暂时不能给其他的分册写英文版。等以后有时间了,我会把班廷也写个英文版。

格兰特说那太好了。然后问:你有时间参观一下吗?

我说当然要参观的。

于是格兰特自己给我导游。第一间房是门厅,里面已经没有任何家具,墙上有电子屏幕和纸张文案,内容是介绍跟班廷和糖尿病相关的各种资讯,这些我都熟悉,就没问细节。让我感兴趣的是地上那一溜砖块。我问格兰特那是什么,他说,最初是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借胰岛素控制病情,重获新生之后,心存感激,就定制了一块这样的水泥砖,上面刻的是自己的患病时间,和病情得到控制的时间。第一块砖出现之后,其他人就纷纷学样,就有了这么多砖块。照片左边还有一些,镜头没能装下(图二)。

我给最前面的三块砖拍了个特写(图三)。

从左到右,三块砖分别写的是:

莎莉-斯蒂文斯 / 诊断:I型糖尿病,1981年10月8日。爱你班廷。谢谢给我生命。

(病人)玛格丽特-菲弗 / 长寿且充实 / 塞拉和鲍勃(敬献)

N. 莫法特 / 诊断:I型糖尿病,2010年。血糖波动得到控制。

墙上有一幅文案,介绍的是班廷参加一战的经历,其中那张胳膊受伤的照片引起我注意。班廷是个敬业的医生,当时在各个急救站之间奔走,处理伤员,一次在奔向另一个急救站时,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弹片嵌入右臂,休养了两个月才康复,但胳膊上留下了永久的瘢痕(图四)。

门厅和诊室之间有个简陋的盥洗室,墙上挂着解剖图,搁架上放着各种试剂,不得不说,班廷天份虽然不是特别高,但学医还是很努力的(图五)。

诊室还保留着当年的布局,这里也是他的办公室——其实主要是做办公室。班廷放弃这个诊室,到多伦多研发胰岛素之前,总共也没接到过几个病人,所以屋子左边的一张检查床,我就没拍了。反正那几乎就没用过(图六)。

我在《大成若缺:班廷与胰岛素》里提到过白求恩:

“在中国,白求恩可能是人们最熟悉的加拿大人;在全球,人们最熟悉的加拿大人则是班廷。”

他们俩其实是同学。白求恩本来比班廷早一年入学,但赶上一战爆发,班廷所在的年级缩短学制,把第五年的课压缩到第四年上,于是两人变成了同班同学,这个班级毕业照里,红色箭头指向的是班廷,绿色那个就是白求恩(图七)。

班廷的卧室里,那个闹钟停留在凌晨1:56,那是班廷脑子里冒出那个奇思妙想的时间(图八)。

床头凳下的风扇不是班廷的,放在那儿是为了保持室内通风。

格兰特馆长很热情地跟我在班廷卧室合影了一张(图九)。

班廷毕业之后,在伦敦开的诊所门可罗雀,跟女朋友的想法也越来越不同步,他有一段时间很彷徨,考虑过转向其他行业,其中一个他曾经探索的领域是绘画,还跟一位画家到加拿大荒蛮之地写生。这个过道的墙上,挂着十几幅班廷留下的油画,都是格兰特收集来的(图十)。

回到格兰特自己的办公室,我发现墙上的世界地图有许多大头钉(图十一)。

格兰特注意到我的眼神,就告诉我,疫情期间,几乎有两年没什么访客。2022年2月开始,各国生活逐步恢复正常,这是最近这半年里来访客人的标志,每个大头钉代表每一拨访客,插的位置是访客所属的国家或地区。

至于地图上方的几张钞票,格兰特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有这么几位客人,访问结束的时候,就给了我这些钞票。有英镑,有捷克克朗,有……

我说这张我认识,是越南盾。

他说:对的。你不要被那个1000的面值吓到,我问过一位朋友,他替我换算了一下,告诉我说,这张钞票大约等于加元的六分钱。

我说,这个我知道。中国有一段时候,做生意的人喜欢给潜在客户送个小礼品,其中一种就是越南盾。老板派一个小厮,带着麻袋到越南,花几元人民币换一麻袋越南盾回来,跟客户见面就递上一张一千两千的越南盾,很调节气氛。格兰特大笑,然后说:室内内容看完了,我带你看看外面的长明灯和班廷塑像吧。

我说好,于是在访客记录本上留下我的记录,算是结束访问的标志(图十二)。

塑像和长明灯是在门前的一个小广场上,广场的地面也嵌着一些来访团体留下的纪念砖,其中一块是中国北京的瑞京糖尿病医院赠送的(图十三):

馆长给我在班廷塑像面前拍了一张(图十四):

长明灯面前也拍了一张。灯座上写的是“希望之火”(图十五)。

不知道设计人用这个铭文是想表达什么。胰岛素研发出来之前,任何试图治疗糖尿病的努力,大概都可以叫作希望之火,因为那给千万个糖尿病人带来一次次的希望——但结局都是一次次的失望。

而胰岛素研发出来之后,带给病人的就不再是希望,而是切实地解决了问题:只要能按要求用药,每个糖尿病人现在都可以安享天年。

如果我能修改这个铭文,我会把它改成 Out of the dark: 走出黑暗。

发布于 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