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1918年在河北钜鹿县（今河北巨鹿县）发现了宋代的古城，其在北宋大观二年（1108）由工作与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同时，并且是由当时于黄河泛滥而被埋入地下，该县宣和三年（1121）所立《三明寺妙严殿记》碑的碑文对此有所记载：“大观二年秋，河决旧堤，流行邑中，寺之所存塔与罗汉阁尔，水既东下，退淤之地高余二丈，政和五年即覆邑。”[24]1918年，当地农民偶然挖出宋代瓷器、漆器和铁器，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古董商们也蜂拥而至，钜鹿故城内的盗挖活动盛极一时，大批精美的文物流失到了国外[25]。在西方，许多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瓷器都明确地标出其出土于钜鹿 ，如芭萝女士（Barlow）、崔福斯（Dreyfus）以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所藏的部分器物[26]。西方学者曾对钜鹿故城出土的瓷片进行集中收集和著录，如比利时人尼尔斯·帕尔姆格林（Nils Palmgren）于1936年前往清河县和钜鹿县等地旅行，编著了《宋瓷片》[27]一书，收录了大量瓷片，并对其釉色和制作技法进行了分析，成为国外学界判定钜鹿瓷器的重要参考资料。此书为收录钜鹿、清河出土瓷片最多的著录，代表了当时人们对钜鹿故城出土瓷器的认识。日本则专门出版了钜鹿故城出土瓷器的图录[28]。当时的北京有不少商号以出售钜鹿出土器物而著称。1920年，天津博物院派员前往钜鹿县收集出土的文物， 共得到瓷、漆、木、铁等器数百件，并于1923年对瓷器中带墨书题记和黑彩书文字的80余件器物进行了编辑整理并付梓[25]，另有部分器物分别发表在《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4、6、7、8、19、21、23、24、29、33、40 等期上。1921年，国立北平历史博物馆也派出裘善元先生带领的考古队，在钜鹿故城的三明寺附近进行了正式发掘，清理了王姓和董姓两户人家的宅院，出土了 200 余件瓷器及其他文物[24，29]。这项的国立机构组织开展，影响至今[30]，但在纪念考古百年的活动中却鲜有提及，殊为不公。今天我们来审视各种文献著录的钜鹿故城出土的器物，大体上有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等，而最多的则是化妆白瓷，以及白地黑花、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黑剔花、白釉酱彩、白釉绿彩、黑釉、铁红釉、黄绿釉等磁州窑或北方其他窑场生产的磁州窑风格的产品（图三）[25，30—34]。
大批宋代文物的出土激发了人们探寻其产地的热情，加之20世纪初考古学工作方法在西方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在收藏古代瓷器时比较注意其来源、产地或出土地点，因此，他们开始对照钜鹿故城出土的瓷器寻找其产地。1925年，英国人赫勃逊（Robert Hobson）最早指出钜鹿故城出土的瓷器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磁器”，进而提出了“Tz`u Chou Type Wares”的概念，译为 “磁州窑型”或“磁州窑风”，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磁州窑系[35]。2018年是钜鹿故城发现 100 周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对钜鹿故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倒塌的房屋，出土了一批日用瓷器，其中大部分是磁州窑的产品（图四）[36]，进一步印证了赫勃逊的观点。
由于 20 世纪初钜鹿宋瓷在古董市场上大为畅销，一些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生产此类瓷器的古代窑场。他们在钜鹿县及周边地区挖出瓷器残片，拿到古董市场上出售，这样，一些淹没了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窑址被发现，如位于漳河流域的东艾口窑、观台窑等。叶麟趾在《古今中外陶磁汇编》第四章第二节“磁州窑”条中言:“……闻宋代磁州窑之佳品，多有出自河南之安阳县者，抑或曾用其原料，该地名隘口（按：即东艾口），在镇南五十余里，现已无窑迹，常有掘出之品云。”[37]陈万里在《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中提到：“观台在以往二十年来，出过不少宋瓷，厂估都知道这么一个地方，可是有窑没窑，谁都不能肯定的。”[38]在收集和销售宋元时期瓷器的过程中，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收藏者和研究者的影响，国内的一些学者和瓷器经营者对磁州窑的研究也日益贴近实际。如 20 世纪 30 年代郭葆昌在为赴英国展出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所做的说明《瓷器概说》中指出：“磁州窑质白，粗而燥”，“磁州窑最初亦为白泑，后更有色泑，黑花、青花以及杂彩者”[39]。成书于民国年间的《瓷鉴》，在“磁窑真伪之分别”条记载：“磁窑黑花一种真者，其白色之光如新出之牛乳，其黑花之色如贴残之膏药。伪者其釉薄而透亮，其白色如将莜麦面与荞麦面调成稀糊贴于其上者，然其黑中亦略闪黄绿。磁窑黑釉一种真者，其釉色与贴残之膏药无异，釉中且间有铁锈花。伪造者绝无是据也。伪质之釉，其色如桐油所调之黑烟子，黑中且透有火光。”[40]这些内容至少是在较多地接触磁州窑器物的基础上所归纳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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