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末，一对新婚情侣在延安离别。丈夫李清问妻子：“你要去哪里？”黎琳回答：“任务保密，不要多问！”谁知，42年后，李清才接到组织证明：黎琳没有叛变，她是个好同志！

1921年，余薇娜出生于四川省崇州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私塾老师，在当地很受尊敬。

她的大姐余家彦因样貌出众被四川军阀余安民看中，礼聘不成，便强抢为妾。余家无权无势，只能忍下这口恶气。

16岁时，余薇娜进入成都蜀华中学读书。“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余薇娜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

在同学家中，余薇娜认识了车耀先（特委委员）。在他的领导下，余薇娜活跃在学校、工厂、车站、街头……这个活泼、豪爽的女学生迅速成长为一名抗日斗士。

1937年11月，余薇娜和10几名同学一起秘密离开成都，奔赴她们向往的圣地延安。

来到延安后，余薇娜化名黎琳进入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余薇娜酷爱唱歌，每次各部门搞联欢活动，她都会落落大方的表演节目。直到解放后，还有许多老干部记得她唱的那首《干一场》：“东洋的鬼子太猖狂……拿起刀枪干一场!”

1938年10月，结束“抗大”的学习后，余薇娜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并被分配到文联作秘书。

在延安的日子里，是余薇娜一生中最开心的岁月。她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在这里虽然辛苦，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真的很快乐！

1939年秋，余薇娜与李清（原名陈宝琦）结婚。正在新婚燕尔之际，她接到了上级的命令，立即赶赴重庆开展隐密工作。

一对新人，刚刚品尝了爱情的甜蜜，突然要天隔一方，离别之苦难以言表。这才引出文章开头的一幕，丈夫关怀地询问妻子，前往哪里？去做什么？

妻子知道任务的重要性和组织纪律，对丈夫守口如瓶，只能互道一声珍重，匆匆赶赴重庆，执行危险而伟大的任务。

1939年10月，余薇娜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接见她的是南方局的领导叶剑英，让她化名张露萍打入军统系统，为我党获取重要情报。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余薇娜一改在延安艰苦朴素的面貌，她穿着时尚，打扮妖娆，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富家小姐。

当时，军统内部有两位秘密党员张蔚林和冯传庆。为了传递情报更方便，张蔚林对外宣称自己的妹妹张露萍前来投奔自己。并以此为借口，他搬出了军统宿舍和妹妹一起住在牛角沱的出租屋里。

有了新身份做掩护，再加上张露萍长得娇小甜美，性格又很活泼大方，经过几次军统人员的聚会后，她就与电讯处的人熟络了起来。

除了及时传递情报外，张露萍还在电讯处发展了党组织。不到半年时间，赵力耕、杨洸、王席珍、陈国柱4人都成为我党在军统小组的成员。

张露萍小组建立不久，就屡获奇功：

1、军统派遣5名特务，携带美式电台（小型，可装入皮箱）潜入陕甘宁边区收集情报，展开破坏活动，被迅速破获！

2、军统发现了我党一个地下联络站，准备放长线钓大鱼。因为情势紧急，张露萍为了挽救同志不得不违反规定，连夜亲自到联络站送出“有险，速去”的字条。

虽然情报站的同志们安全转移了，可也引起大特务头子戴笠的警觉，让他产生了一定是内部泄密的想法。

1940年初，张蔚林无意间烧坏了一个真空管，导致了电报机无法正常使用。这引起敌人的怀疑，决定将其暂时关押。

张蔚林以为身份暴露了，慌张地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请求上级帮助其安全撤离。

经过一番分析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仅是工作失误，只要破费一些金钱找到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就能解决这件小事。

于是，张蔚林安心地回去疏通关系了。然而，他的不告而别，坏了大事！特务们立即搜查了他的住处，找到了大量情报记录和党员名单。（人无完人，19岁的张露萍还是缺乏敌后工作经验，竟然将重要笔记留在家中）

证据确凿，军统特务随即展开搜捕行动。除冯传庆得信爬墙逃跑外（渡江去延安的路上，被特务抓回），其余6人全部被捕。

当时，张露萍母亲中风病重。在得到党组织的允许后，她回家探母，暂时逃过一劫。

为了引出张露萍，敌人以张蔚林的名义给她发出急电：“病重，速回！”

不知实情的张露萍以为有重要情报要处理，她连夜赶回重庆，没想到却落入敌人的圈套中。

就这样，“军统电台案”告破，轰动了整个中国。气得老蒋拍桌大骂，让戴笠很没面子。他亲自审问张露萍，企图从一个小姑娘口中挖出更多的秘密。

遭到严刑拷打，张露萍没有吐露丝毫情报，一口咬定她的姐夫是余安民，其它证据都是栽赃陷害。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和其他7位同志被押到快活岭刑场枪决。临刑前，狱中的战友仅知道她的代号是“253”。

牺牲的7位烈士，因为一些特殊原因，隐秘身份一直未能公开。直到解放后，她们还顶着军统电台工作人员的名号。

1981年，国家宣传“红岩英烈”时，提起了当年的“军统电台案”，最终得到了叶帅的亲自确认。时任交通部部长的李清，才得知原来妻子从未叛变，而是为党的事业献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