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遏制中国会成为美国空前共识？(下)

作者：赵燕菁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建筑学院双聘教授

来源：摘自《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转型》

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在于各自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两个利益集团不再接受这样的财富分配模式和格局。

首先，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受损的一方，即被排除在分工之外的制造业和相关劳动不再接受这样的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而华尔街也正逐渐开始脱离硅谷，加上中国作为劳动密集阶段的单一垄断者地位，导致美国的劳动者担心其会丧失对劳动的议价权。“复兴就业密集的实体经济”这一诉求逐渐成为一种政治选择。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本质上是“美国劳动”与“中国劳动+美国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以后中国成为资本大国的步伐加快。不断生成的金融资本开始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全球收益链顶端的资本密集阶段，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迅速成为国际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也开始出现资本过剩、劳动不足的现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移，迫使中国企业向资本密集阶段升级。与其他市场规模较小的“中心国家”不同，可以依赖本土巨大消费市场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对美国的金融—高科技企业也开始产生严重威胁，进而对美国依靠本土市场输出美元的经济模式产生冲击，这是过去百年来从未出现的地缘政治变化，美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和受损的两个阶层在对华战略上达成空前的共识。这就是中美博弈远比当年美日贸易摩擦规模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原因。

而导致中美产业分工断裂的主要原因，就是过去40余年在中国饱受非议的土地金融（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土地财政”）。正是这个无心插柳形成的资本市场，出乎意料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信用不足的问题。依靠土地金融，中国的资本市场一骑绝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超越了发达国家以传统股票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见图4）。2008年中国顶着巨大压力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无意间推动自身摆脱了过去必须依靠顺差“进口”美元才能创造货币的增长模式，出乎意料地进入了和“中心国家”一样的通过信用创造货币的时代。中国从改革开放前只能获取单一劳动利益的国家，变为可同时获取劳动和资本复合利益的国家。

注：关于中国房产总值的计算如下：房产总值=平均房价×总人口×平均住房面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71 654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为149 973亿元，则平均房价为每平方米8 737元。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9平方米。据此计算，中国房产总值达到475万亿元。当然，上述计算方式可能存在高估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使用2018年房产销售均价可能高估实际房产均价，因为存在的大量房产并非商品房。资料来源：陈见南.450万亿！中国房产市值超美国+欧盟+日本总和，股票市值却只有十分之一.微信公众号“数据宝”，2018-11-19

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成立亚投行，国内经济出现高杠杆、高房价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衰落……这些无不显示出作为一个资本大国才有的特征。中国的土地金融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世界上唯一与美元周期脱钩的大型资本市场。特别是中国土地市场的资本估值（售租比）比世界上最强大的股票市场——美国股市的资本估值（市盈率）更高，泡沫更大。按照格雷欣法则，廉价的资本赋予了中国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大的竞争优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拥有这样强大的资本市场，是现有的“中心国家”都不曾做到的。这就是美国在贸易摩擦中不断强调“竞争中性”的原因。在贸易谈判中，美国的一个关键诉求就是一定要切断中国政府（土地金融的核心角色）与高科技产业之间的联系。

正是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的趋势，才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而土地金融创造的巨大资本，正是触发中国“百年变局”的深层次动力。一旦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劳动必然不足，产业就一定要升级到资本密集阶段。全球长期以来资本剥削劳动的财富分配模式就难以为继，富裕的“中心国家”就要让渡更多的利益给“边缘国家”。因此，阻止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让中国继续为资本提供劳动，是所有“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上述内容摘自《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这是一本通过解释中国经济的“反常”力图揭示未来增长密码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