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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段很感慨的，光看这位女士的个人经历和她所处的年代，甚至可以说她度过了世俗评价中很“圆满”的一生，但里面微妙的感触只有同为女性的读者才能感受到：

埃莉诺出生于1916年，她的父亲是新英格兰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名雇员，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后来去了银行工作。埃莉诺从小便是个喜欢动物，热爱大自然，对科学抱有极大热忱的孩子，她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医生。

在缅因州的科尔比学院读大学时，当时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允许她去读医学系，后来她成功申请到了艾奥瓦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然后在1938年乘着一列火车穿过了新英格兰飓风来到了中西部，在这里她获得了生物学专业硕士学位。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的每个暑假，埃莉诺都在位于缅因州荒漠山岛上的杰克逊实验室工作，参与一项由女性先驱科学家，伊丽莎白-罗素主持的研究项目，并在1940年8月，在《实验动物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果蝇的良性与恶性肿瘤”比较的研究文章。

1940年她开始在里克古典学院——当地的一所文理学院并有附属高中——工作，成了该学院生物学系的首位教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过教育的女性寻求高职位的工作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然而到了埃莉诺生活的年代，也就是20世纪中叶，这种趋势开始逐渐减弱，即使是那些引导女性踏入工作岗位的最具进步的思想，也受到了强力打压，因为在女性的意识里，已经没有什么工作能动摇家庭在她们心目中的首要位置了。

当埃莉诺24岁在大学教课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政治老师，他来自种土豆的农民家庭，除了教政治之外还兼教篮球课，他们在1942年结了婚，那年她26岁，这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当时美国女性初婚的中位值年龄是21.5岁。

然而二战期间，埃莉诺的丈夫需要前往阿肯色州的空军基地学飞行，为太平洋战役做准备，埃莉诺为此放弃了她的工作，跟随丈夫一起搬去了阿肯色州。

1943年埃莉诺的丈夫驻扎到关岛，她返回缅因州，此时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本书作者的母亲出生了。

1945年，埃里诺的丈夫回到家乡，接管了他父母的农场，他从来都不觉得女性应该外出工作，于是埃莉诺成为了一个农夫的妻子，一名勤俭持家的主妇：在丰收季提着一大篮子热乎乎的炖汤和馅饼，给田里的男人和孩子们带去丰盛又美味的午餐。

但在她长女的回忆中，她总是病殃殃的，经常头疼，肩和背也出了毛病，她对地板的清洁持有一种执念，每个星期有三天要跪在地板上，用手擦除地板上的污渍，她并不快乐，这很明显，即便当时只是个孩子的长女也能看出来。

1958年，就在埃莉诺风雨无阻地穿越飓风、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的20年后，她已经有了三个从4岁到14岁的孩子。

那一天，埃莉诺刚刚去田里送上一顿热乎的午饭，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本地大学的会计员开着车到了这里。他从车里跳下来，解释说他学校的生物老师刚刚去世了，在这个镇上暂时找不到一位有能力接替他工作的老师，在找到新老师之前，他问埃莉诺可不可以临时代一下课，就一星期。

埃莉诺长女当时十几岁，那天在田里劳作，这段对话一直清晰地映在她的脑海中，根据她的回忆，埃莉诺向她的丈夫征求许可，他点了头，说她可以去帮忙几个星期。

埃莉诺在22年后退休，她还被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

作者的母亲（埃莉诺的长女）回忆：回归了工作以后，她身上发生的变化就像昼夜一样分明，她很忙，但她再也不用每星期擦三次地板了，她开始好好打扮自己，更加在乎自己的外表，她比以前快乐了许多，她生活的所有一切都改变了。

埃莉诺90多岁时，痴呆症已经十分严重，她已经完全认不得她的孩子们和外孙们了。记得有一次圣诞节，当时她正在卧室睡觉，突然间我和表亲们听见从房间里传来她非常大的讲话声，实际上可以说是吼叫声。怀着好奇与担心，我们一群人聚集到她的门外，想要听听她在喊些什么。

她在讲着一节冗长的但条理异常清晰的生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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