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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平论（commercial peace）

一、理论介绍
商业和平论，也称贸易和平论，与民主和平论、新制度自由主义共同构成冷战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支柱。其基本命题是贸易能够显著地降低国际冲突的风险：贸易给社会创造福利和财富，战争却破坏国际经济交换，产生高昂的机会成本；这个成本—收益核算迫使敌对双方放弃采取战争手段来解决彼此的争端，使国际和平得以维持。

商业和平论的批评者则称：一方面，决策者在危机决策时可能并不考虑贸易损失，或者即使对之予以考虑，也更可能侧重非经济性因素。另一方面，即使贸易进入了领导人的理性算计，但除非战争结束，否则他们也无法准确地估计战争的机会成本。所以，商业和平论的重要前提大概率是不真实的。

二、历史演进
从思想渊源上看，它肇源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论》。在此文中，康德提出了“世界性权利(cosmopolitan right)”这一概念，即个人有权利与他国或他地居民发生贸易，而贸易双方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有权利接受或者拒绝贸易的发生。当这样基于双方自由意愿的贸易得到保障，国家和个人就没有使用暴力来攫取自己想要的利益的动机和理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同样强调非暴力胁迫的自由交易对和平和政治正义的促进作用。

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爵士在1912年出版的《大幻觉》一书中第一次尝试科学化商业和平理论，并为其提出了第一个重要的因果机制：贸易带来机会成本的变化。理查德·罗斯克伦(Richard Rosecrane)在1986年出版的《贸易型国家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二战后核武器的发展、小型自动武器的扩散(small arm proliferation)、民族自决观念和游击战等新概念的流行使得军事侵略和占领的成本进一步上升，而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使得贸易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马克·布劳利(Mark R.Brawley)和戴尔·柯普兰德(Dale Copeland)等人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机会成本机制。他们的理论指出，预期贸易收益在国家的机会成本计算中可能比当前的机会成本结构影响更大。

三、案例分析
理查德·罗斯克伦认为，在较早时期，拥有领土和丰富的资源是成为强国的关键。而在今天，高素质的劳动力、信息的获得和资本是成功的关键。二战后，最为成功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这样的“贸易国”。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军事政治策略，即在军事上军费开支巨大，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相反，他们选择的策略是推进国际分工，加强相互依存。而美苏依然奉行传统的策略，并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军费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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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日涵,姚玉斐.国际关系实用手册[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