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地下党张明达去李德生的医馆汇报工作时，他刚进门，就发现情况不妙，正当他想撤退时，躲在一旁的特务立即蜂拥而上，将他围堵了起来。

1940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中共上海情报站为加强在南京的情报工作，正式成立南京情报组。

这个情报小组，由张明达、陈一峰、李德生、汪锦元、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组成，从1939年到1942年期间，他们广泛收集有关日军和汪伪的情报，由张明达带到上海交给党组织。

这个情报小组中，有两个人是日本人，他们分别是西里龙夫和中西功。

中西功是日本三重县人，1930年代初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他以顾问的身份来南京日军总部就职。

西里龙夫是日本熊本县人，早年来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4年5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京沦陷后，日军为了加强对汪伪政府的新闻控制，派西里龙夫担任“中华联合通讯社”的指导官。

陈一峰到达南京后，西里龙夫凭借自己的身份，也把他也安排进了“中华联合通讯社”当记者。

而张明达到达南京后，和当时已经是汪伪政府，“中华联合通讯社”采访部主任陈一峰同志接上了头。

陈一峰和张明达接头后，陈一峰也把张明达安插进了“中华联合通讯社”，张明达的工作就是每天乘坐火车把新闻稿送往上海、南京沿线各城市的支社和报馆，这对于张明达传递秘密情报无疑是一个最理想的掩护。

1940年，党组织又派李德生来南京指导情报小组工作，因为李德生会医术，所以他来到南京后开了一家医馆。由于李德生医术高明且人缘好，生意很快兴旺起来，他不但为党组织提供了情报，还解决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问题。

李德生来南京后，还带来了新的情报关系，那就是汪精卫的随从秘书汪锦元。

汪锦元是中日混血，曾在日本留学。

1936年，他由西里龙夫和陈一峰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汪锦元进入汪伪的上海国际问题经济研究所，成了汪精卫的亲信周隆庠的下属，1940年3月，周隆庠被任命为汪精卫的伪外交部次长，就将汪锦元推荐给汪精卫当随从秘书。

自此，南京情报小组正式形成。

1941年10月，日本特务破坏了一个反法西斯秘密组织，抓捕了大量的反法西斯人员，其中就有尾崎秀实，而尾崎秀实曾在中国从事反法西斯秘密工作，和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中西功是密友。

日本特务在搜查尾崎秀实住所的时候，发现了他与西里龙夫、中西功的通讯记录，于是，在1942年6月15日本特务突然秘密逮捕了在南京的西里龙夫和在上海的中西功。

随后，在他们二人的住所搜到了，他们二人与中共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李德生，成员陈一峰、汪锦元的通讯记录，随后日军特务将陈一峰、汪锦元秘密逮捕。

7月29日，一伙日军特工冲进了李德生的医馆并将其控制住，日军特务还想逮捕来跟他接头的地下党员，于是，在他的医馆秘密躲藏起来。

1942年7月的一天，张明达从上海返回南京，他到李德生的医馆汇报工作时，他刚进门，就发现了情况不妙，正当他想撤退时，躲在一旁的日本特务立即蜂拥而上，将他围堵了起来。

随后，日本特务对他一阵拳打脚踢，追问他与李德生的关系。

张明达机智地回复：“我是来看病的。”

日本特务从他身上什么也没找到，就将他和另外一群真正看病的病人一齐轰了出去。

张明达离开李德生的医馆后，急忙返回住处，化装成小商贩撤离了南京。

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三人被抓后，被关进了日军在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

随后，日军特务对他们三人进行了审讯，三人被打的遍体鳞伤，李德生的一口牙齿都被打掉，但他们一个字都没说。

日军无奈只好把他们三人关进了监狱。

直到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遭到惨败，在中国战场也是困难重重。

这时，驻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想私下和八路军、新四军谈判。

这年春天，日军又分别提审了李德生、陈一峰和汪锦元，询问他们和新四军领导人的关系，陈一峰、汪锦元以为日本人在耍圈套，都闭口不说。

而李德生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于是，就承认了自己认识新四军领导人，冈村宁次大喜，立即下令释放李德生，要他向新四军领导人捎去要求谈判的口信。

随后，李德生辗转到了淮南新四军军部，告诉了军部首长冈村宁次想要谈判的事情。

经过党组织商议后，决定与日军进行试探性的接触。

第一次谈判于1945年4月在新四军根据地六合县竹镇举行，不久，新四军又派杨帆和李德生来到南京进行第二次谈判，穷途末路的日军被迫同意释放了汪锦元和陈一峰。

汪锦元和陈一峰出狱后，随杨帆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的革命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关押在东京监狱中的西里龙夫、中西功也先后被盟军解救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