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35岁的人出生于1987年。那一年，中国GDP增长率11.6%，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九，人均GDP 251美元，排世界第147。

那一年，中共召开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那一年，海峡两岸在隔绝了38年后开放互访探亲，数十万人在激动的泪水中挥去乡愁。那一年，韩国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宪政民主，军政府被迫同意第二年改宪直选。
那一年，北京前门开张了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中国和葡萄牙达成1999年收回澳门的协议，中越边境冲突开始降温，中苏恢复中断9年的勘界谈判，美苏达成《彻底销毁中程弹道导弹条约》，近40年的冷战进入尾声。
现年45岁的人出生于1977年，那一年，中国GDP增长率7.6%，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九，人均GDP 185美元，世界排名第127。
那一年，文革浩劫已经结束，但中国仍被“两个凡是”的阴影笼罩，时任最高领导人在《人民日报》发文指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那一年，停止11年的高考恢复，数百万“上山下乡”的青年盼来了再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自此知识不再是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满目疮痍的中国终于开始步入正轨。
那一年，中美尚未建交，冷战还在高潮，态势是苏攻美守，中苏、中越边境形势紧张，中国外交战略从“反帝反修”调整为“联美抗苏”。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考生
现年60岁的人出生于1962年。那一年，中国GDP负增长5.6%，经济总量排世界第八，人均GDP 70美元，世界排名第95。
那一年，中国刚刚走出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三年自然灾害”。在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时任最高领导人做了自我批评，会议达成调整国民经济大政方针的共识，以期迅速扭转困难局面。但到了当年9月，最高领导人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那一年，中印爆发边境战争，中国军队完胜，美苏均站在印度一方。中印边界线至今未能划定。
那一年，东德当局在柏林墙上加装2米高的带电铁丝网，这座155公里长的高墙把柏林分隔为东西两部分，是德国分裂的象征，也是冷战的象征。
那一年，美苏爆发古巴导弹危机。为反制美国在土耳其部署核导弹，苏联也往古巴运送核导弹，美国出动由8艘航空母舰、68个空军中队组成的庞大舰队堵截苏联船只，核战争一触即发。危机最终以赫鲁晓夫退却而告终。

整体而言，财经十一人的读者都是幸运的。哪怕是1962年出生的人，也在成年之前就赶上了国家的改革开放。
1978年，中国人均GDP 156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13，90%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当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为490美元。
这是极低的起点，但对一个16岁的少年，面前是充满希望的未来。他30岁时，中国经济开始提速；40岁时，中国经济开始腾飞；60岁时，他已经完整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经济增长。
2010年，中国GDP增长率10.6%，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 4550美元，世界排名第115。2020年，中国GDP增长率2.2%，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人均GDP 10409美元，世界排名第75，离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一步之遥。这个标准每年动态调整，2020年是12696美元。
1977年出生的人也许是最幸运的，他大学毕业之际正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迅速成为跨国公司的乐土，成为世界工厂。紧接着，自主创业的大潮涌起，电脑、手机、汽车、房地产、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电商、社交媒体……一波又一波的风口，成就了一波又一波的创业者、企业家和打工人。

“中国制造”的产品通过货轮运往世界各地
20年间，数亿人摆脱了贫困，数亿人步入中产阶级，买车、买房、出国度假、应有尽有的日常消费品、多语种跨时区的工作环境，这些父辈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代人的日常生活。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前院长钱颖一教授总结说：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对外开放。这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由来。
这是我看到的最言简意赅的解释，但仍是自上而下的解释。
如果换一个自下而上的视角，那么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奇迹是因为邓小平在四十年多前将创造财富的权力还给了人民。
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奋进取、最崇尚发家致富的民族，给点阳光就会灿烂，施点雨露就会绽放。40年多前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完全是因为捆住了人民的手脚。那时，一个精壮劳力可以食不裹腹地无所事事，但他要是把本乡的出产卖到外乡，就可能因“投机倒把”罪而被枪毙。
如果还要添加些什么，那就是法治。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有竞争才有效率，才有激励。但没有法治就没有公平竞争，公平竞争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可竞争，不公平竞争的结果一定是竞争本应导致的效率提高无法实现，久而久之就会令其中一方退出竞争。
法治要靠政府，中国政府很久以前就清楚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因此把依法治国作为自己的纲领，“竞争中性”也在2019年4月首次写入中央文件（中办、国办《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但中国政府要想做到竞争中性尤其不易，因为政府拥有庞大企业，当裁判自己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同场竞技时，对裁判的道德水准无疑提出了超常要求。
外部环境也至关重要。对外开放不光是主观愿望，还需要一个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正因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头十五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