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我读了两本好书，项飙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跨越边界的社区》。
因为看了一期采访项飙的节目，当时就感觉这个学者不一样，早在90年代北大读书期间，他就深入到北京大红门附近的浙江村深入调查研究数年写了本人类学著作《跨越边界的社区》，记录了浙江村从开始到结束的一段历史，他的不一样很大一部分在于他是温州人，骨子里充满务实的精神，他不喜欢关注宏大的事件，一直致力于研究具体的，身边发生的事情。
《把自己作为方法》是一本访谈，对我启发很大的是项飙对于异质性的强调，他认为纯粹的同质性的合作关系，深化不下去，好的生态系统，需要大量的“盘根”，通过个人自由地去发展自己的伙伴，形成自己学术的思想生命。盘根是横向的、开放的、盘错的，每个方向都可以生长，到最后互补，互相汲取营养。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研究想的比较大，比较空，但有的人就做的很细，有互补性。也有国度上的异质性，有的人做泰国研究，有的人做日本，有的人做中国。团体内部一定要有异质性，而且这个异质性要比较大，如果大家都是做中国某一件事的研究，那在一起能说什么呢？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对于牛津大学的描述也令人印象深刻，牛津的环境很好，但牛津的研究不一定很前沿。如果在美国，因为他们总是要前沿化，一定要做头排，那也会走火入魔，经常是为了前沿而前沿。社会生活里有很多问题都是老问题，一定要把老问题吃透，不断制造新的词汇，这没有太大意思。
还有牛津的写作风格，如果用大词，会被认为是一件粗俗的事，没品味（bad taste),有水平的人应该用很小的词讲很深刻的道理，词越小越好，具体到一张桌子，一把凳子，一个茶几。他们认为最高层次的学术其实是大白话，尽量不要有专业术语，用的概念听起了也很简单。
还有他对新加坡和一些小国家的认识，对我也有启发，我们从小被符号化灌输教育，或多或少有很强的中心情结，不自觉认为边缘生活不值得一过，这也是造成焦虑的原因，需要很长时间刻意去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