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宋刻本）
我国史家，习称前后两司马。司马迁网罗文献，继承家学，是非当世得失之林，批判地总结古史，写成《史记》一书，自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为历代正史创立了“纪传表志”的体例，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一千年之后，司马光出，直承《左传》，效法《汉纪》，把起自战国、下讫五代的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公元959）间事， 按年记载，总为《通鉴》一书，自说：“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编年而兼通史， 消纳《十七史》于一编，比之司马迁又开拓了史学的新局面。
梁启超认为：“《通鉴》价值，不在《史记》之下。他的贡献，全在体载的制作。自荀悦作《汉纪》以后，袁宏作《后纪》，干宝作《晋纪》，都是断代的编年体，到《资治通鉴》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许多史家分担一部，由司马光综合起来，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所以，在宋时就己为学者们所看重，如洪迈的手抄三遍，张仲隆以《通鉴》名斋，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这样一种重要的史学巨著，仅宋代建阳书坊就有相当多的刻本。民国时期傅增湘双鉴楼所藏“百衲宋本《资治通鉴》”，共由七种不同的宋代刻本拼合而成，“全帙七种刻本，年代历高、孝、光、宁四朝之远，版刻聚浙东、建安各地之良；既为人所必读之书，又多世所未见之本，可谓探四部之骊珠，不仅重千金之狐腋也。”其中除宋浙东提举司刻本一种外，其余六种均为“建本精刊”，即南宋建阳的精刻本。由于这些刻本均为残卷，原有的刻书牌记已佚去，不能像通常的版本著录那样，列出具体的刊刻时间和刻书家的书坊堂号，因此，傅先生就将此六种宋代建本分别著录为：一是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五字的“小字建本”；二是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白口的“南宋初建本”；三是半叶十六行，行二十七字的“黑口本”，以及行款与此相同，而版匡微小于此本的“密行细字本”。此外，还有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白口的“大字建本”；半叶十五行，行二十四字的“南宋前期建本”。民国六年（1917），傅增湘曾将此“百衲宋本《资治通鉴》”交由现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影印出版，这就是被学术界称为“江安傅氏影宋椠百衲本通鉴”。百衲宋本《通鉴》的形成，上距南宋初已近八百年之久，当然不可囊括宋代刻印出版的所有建本《通鉴》。这也说明，当时建阳等地刊刻的《资治通鉴》是相当多的。这些刻书家的姓名虽然随着他们刊刻的古籍的散佚而没能流传下来，但他们对传播《资治通鉴》以及其它中华典籍曾经做出过的巨大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此《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存一百五十五卷），宋司马光撰，南宋中期建安刊本。框高20.7厘米，宽13.0厘米，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版心线黑口，双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