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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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反目的缘由及其教训 | 谈书说人之四

在“《理论物理学教程》是怎样写成的？”和“一桩未曾预料到的官司揭开的真相”两篇文章中，我们都曾提到过朗道和皮亚季戈尔斯基1935年下半年失和之事。师徒失和，在所多有，一般情况下为师者对学生申斥一番，以示惩戒，也就够了。令人不解的是，朗道对皮亚季戈尔斯基的惩罚居然一直持续了20多年。朗道为何对皮亚季戈尔斯基一直耿耿于怀，不肯宽恕？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本文根据皮亚季戈尔斯基写给别人的信件、拉纽克教授在研究“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事件”过程中取得的材料以及其他一些文献[1—4]，对这一问题的由来做些探讨。

1 皮亚季戈尔斯基其人
……
2 冲突是如何发生的？
……

关于朗道在哈尔科夫大学的教学工作，皮亚季戈尔斯基在给拉纽克的信中还透露了以下情况：

朗道在哈尔科夫大学的授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皮亚季戈尔斯基的帮助。朗道初到哈尔科夫大学任教时，只是理论物理教研室的一名普通教授，教研室主任是皮亚季戈尔斯基5)。由于皮亚季戈尔斯基1931年以来一直在物理系授课，在校长和校党委方面均颇有威信，为了提高朗道的地位和所得工资，他建议校方任命朗道担任实验物理教研室主任，取代原来的主任热列霍夫斯基教授6)，得到批准。朗道在哈尔科夫大学的教学活动得到皮亚季戈尔斯基的大力支持，当时哈尔科夫大学的学生多数是工农子弟，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对朗道的讲课往往听不懂，朗道说话随便，随口骂学生“笨蛋、白痴”。而那些与朗道年龄差不多的学生们也不客气，反骂回去，称朗道为“笨蛋的儿子小狮崽”7)。每当朗道与学生发生矛盾，学生将对朗道的不满反映到校方时，皮亚季戈尔斯基总能利用他的个人威望从中加以解释协调，无怪乎朗道称赞他是“组内唯一操心哈尔科夫大学教学的人”。从这些情况来看，直到1935年7月朗道写墙报稿时，二人关系仍十分融洽。

朗道与皮亚季戈尔斯基的冲突究竟因何而起呢？对此，除了比萨拉比在她那本书中散布的传闻之外，朗道方面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倒是将近髦耋之年的皮亚季戈尔斯基留下了以下回忆[2]：

“与德国的战争日益迫近，许多人并不了解我们国家所处的境况。我们在许多方面缺乏对战争的准备，其中也包括涉及物理学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当时没有雷达。因此，令人震惊的是，当德国的侦察机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上空突然出现时，竟然没人拦截它！然而，这已经是战争开始以后的事了。在战争开始之前那个关于雷达的历史毁掉了我的命运。
我不知道别人对这件事怎么看，但我个人十分清楚，雷达最重要的部件——产生无线电波的磁控管早在战争之前很久就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认真开始研制了。组织这项工作的是阿布拉姆·斯鲁茨金院士8) (图6)。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他占用了一座楼。雷达的第二个最重要部分是天线，制造天线是建成雷达的必要条件。这项工作主要不是实验而是理论。建造天线是可以的。但如何设计天线呢？一大堆人出来说话了(其中包括来自德国的客人们)，他们认定：‘朗道正进行组织苏联理论物理学的重要工作。不应当去打扰他！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应当从事物理问题的基础研究，斯鲁茨金，他的大楼以及他所领导的研究人员，只会对发展苏联物理学起到干扰和制造困难的作用’。因此，他们认为‘为了不干扰所内研究工作，斯鲁茨金以及他所领导的研究人员，也就是整个无线电物理研究集体应当从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分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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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阿布拉姆·斯鲁茨金(1891—1950)

当时所内发生的情况一言难尽。科列兹(图7)向我转达朗道的指令：‘你应当为研究所的墙报《冲力》写一篇文章，要求把斯鲁茨金的研究室从所里分割出去’。我对他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与你们的看法相反，我确信理论物理学家应当暂时把其他工作停一下，去帮助斯鲁茨金’。科列兹告诉我，他已向朗道转达了我拒绝写这篇稿子的意见。可是第二天他又来提同样的要求，就这样持续转达同样的要求许多天。那时我头一次体验了无法正常睡眠的味道。我好像处于某种未曾预料到且极不愿意发生的事件的中心。现在我才明白，这是对我的一种‘攻心’战术，遭到同样‘攻心’的，除我之外，还有瓦尔特和希涅尔尼科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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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35年的科列兹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我从未和任何人进行过这种使我感到恐慌的谈话。有关朗道和科列兹这样对付我的事，除了我的朋友瓦尔特之外，我也没有告诉过别人。

不久突然传来了科列兹被捕的消息。我被召唤到审判科列兹的法庭作证，在法庭现场旁听的有杰出物理学家舒布尼科夫的妻子奥尔加·特拉佩兹尼科娃和科列兹的妻子。在问了一些程序性问题之后，法官问我：‘科列兹反对乌克兰物理技术所斯鲁茨金所进行的雷达研究是不是真的？’我回答说‘确有此事’。法官又问：‘在你看来，他为什么这样认为？他为什么反对斯鲁茨金的工作？’我回答说‘出于无知，他根本什么也不懂’。之后法官们告诉我可以离开。我回到研究所坐在图书馆里(图8)，由于激动脸颊发热。自从那件事发生以来几十年过去了，但经历了那可怕一天的我仍然无法平静下来。而接下来我的神经和健康还要经受更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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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933年时期的乌克兰物理技术所图书馆(左1读书者为栗夫席兹)
朗道来到图书馆，勾了勾手指示意我出去。到了他的办公室后，他叫我把理论组的记事本交给他，其中有他编写的物理学家的名单。这个记事本平时由我保管，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组织物理学方面工作的最亲密伙伴。接到我递给他的记事本后，他将我的名字从标题为‘共产党主义者’的一栏划掉，写到标题为‘法西斯分子’的一栏。我不知道那两个因痛苦而发狂的妇女(特拉佩兹尼科娃和科列兹的妻子)究竟在他面前说了些什么。朗道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只是告诉我以后不要再来参加他主持的理论物理讨论班。

在此之前的几年，我和朗道关系密切。他对我也很好。我们两个一起去大学讲课，相互之间无所不谈。自从我拒绝写反对斯鲁茨金的文章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彻底改变了。

……

我已经在理论物理讨论班上作过了朗道交代给我的有关副博士论文答辩工作的报告。论文的题目是《β衰变中电子—正电子对的产生》。我和朗道的关系搞崩之后，他把这个题目转给了从匈牙利来的研究生蒂萨。蒂萨告诉我，朗道对他说‘你只能选这个题目，否则无题可选’。他和栗夫席兹火速地答辩了这个题目。还要补充的是，蒂萨是用我的提纲通过副博士答辩最低限度考试的，几乎有一年多，他每天到我家来吃晚饭并讨论最低限度考试的问题。”

从以上回忆可以看出，朗道与皮亚季戈尔斯基冲突的起源是后者在审判庭上作证时非但没有维护朗道的“侍从武官”科列兹10)，反而提供了对他不利的证词11)。朗道对此勃然大怒，完全不给皮亚季戈尔斯基解释的机会，做出将他“逐出教门”的断然措施。不仅不准他参加自己主持的理论物理讨论班，而且剥夺了他在学术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此后，朗道在学术上追杀皮亚季戈尔斯基20年，只要后者准备在哪里进行副博士论文答辩，他便到哪里进行堵截。一个誉满全球的大科学家，如此对待一个得罪过自己的前弟子，实在是闻所未闻。

朗道虽将皮亚季戈尔斯基逐出师门12)，但并没有把原来分配给他的撰写《力学》的任务收回，而是要他继续写完。关于此事，皮亚季戈尔斯基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至于《力学》的写作。朗道向我宣布，与以前一样，书还是由我来写，他修改最后的这些章节。关于教程的撰写，我必须指出以下几点：(1)撰写教程的想法是朗道提出的，各卷的目录也是朗道编制的。(2)我手头没有朗道讲授力学的提纲，只有他在理论部讲力学时的简短记录，一些零散的纸片。我每写完一节之后，就将这部分稿子交给朗道编辑修改。他的工作基本上是删去他认为是多余的部分。他删减(约占全部文稿的15%—20%)后的文稿就成为后来出版的书。”［1］

原来《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一卷居然是在皮亚季戈尔斯基被逐出师门后写完的，不能不令人佩服他忍辱负重的精神。

3 一点感触

前两节的叙述表明，朗道和皮亚季戈尔斯基的失和实际上是1935年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内两派争论的结果。在这场争论中，作为朗道学生的皮亚季戈尔斯基站到了与朗道对立的立场上。他不仅没有附和自己的导师反对研究所开展应用研究的主张，反而坚决反对将接受了雷达研制任务的斯鲁茨金实验室从研究所分离出去，而且在法庭作证中，认定朗道的“侍从武官”科列兹有罪，并且认为朗道一派所进行的活动有害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细想起来，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时期，从小受到苏维埃政权抚育成长起来的皮亚季戈尔斯基采取支持研究所开展国防研究的立场实属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皮亚季戈尔斯基直至晚年，也对自己采取的这一立场不感后悔13)。至于朗道对皮亚季戈尔斯基所采取的“断然措施”，乃至之后20余年在学术上对皮亚季戈尔斯基的不断压制，则令人感到未免过分，颇有些恃强凌弱的学霸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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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伊萨克·波梅兰丘克(1913—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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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维尼阿明·列维奇(1917—1987)
朗道学派曾在上世纪40—60年代为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过辉煌贡献，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朗道本人的科学成就、朗道所提倡的严谨学风、朗道所推行的理论物理最低限度考试、朗道举办的理论物理学讨论班以及朗道和栗夫席兹合著的《理论物理学教程》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名，受到人们的推崇。但是朗道学派存在一个很坏的习惯，也是这个学派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对朗道的个人崇拜和绝对服从。而这种坏习惯的提倡者并非别人，正是朗道自己。他对待皮亚季戈尔斯基的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是其学派这种坏习惯的表现之一。由于皮亚季戈尔斯基旗帜鲜明地反对他关于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办所方向的主张，他便不由分说地取消了其参加讨论班以及副博士论文答辩的资格，并且从1935年起到1955年止，皮亚季戈尔斯基只要在哪里答辩，他便要到哪里进行阻止。而对于积极贯彻他主张的科列兹，他则百般维护14)。朗道的这种做法，也曾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对待该学派内其他人身上。据文献记载，波梅兰丘克(图9)和列维奇(图10)这两位老学生15)都曾因与朗道采取不同的立场，被朗道短期“逐出教门”。前者是因为与伊万年科合作撰写了有关同步辐射的论文，后者是因为让自己所在的物理化学研究所的所长弗鲁姆金在论文上署名。大家知道，上世纪40年代之后朗道与伊万年科彻底断绝了来往，在学术上他又很看不起弗鲁姆金，于是认为这两位老学生的行为“背叛”了自己，曾一度停止了他们参加星期四理论物理讨论班的资格，以示惩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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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阿希泽尔和康帕涅兹为皮亚季戈尔斯基写下的赠书留言(左为阿希泽尔和波梅兰丘克合著的《原子核理论若干问题》(1950年出版)，右为康帕涅兹所著《理论物理学》(1955年出版))
朗道与皮亚季戈尔斯基的交恶是发生在特殊时期的一场历史悲剧。朗道用自己学术上的优势地位压制皮亚季戈尔斯基，使得后者直到20年后才完成副博士学位答辩，令人为之惋惜。按照朗道为学派立下的规矩，他既然与皮亚季戈尔斯基交恶，他的学生们也必须与皮亚季戈尔斯基断绝关系，使之彻底孤立。可惜朗道这种不合人情的规矩，并未完全见效。作为哈尔科夫时期的老同学，康帕涅兹和阿希泽尔依然和皮亚季戈尔斯基保持交往，每当自己有新作出版，他们均会赠送给这位“落难”的老同学[3,4]并写下友好的赠言(图11)。而朗道学派在乌克兰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伊利亚·栗夫席兹17)，则至少和皮亚季戈尔斯基合作发表过两篇学术论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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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布道者
在笔者看来，朗道学派的这种坏习惯，既不利于学派内部团结，也影响与其他学派同行的关系，给这个学派的日后发展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实不可取。卡岗诺夫教授出版过一本书名为《朗道学派——我对这个学派的看法》的书[7]，其中的一篇长文洋洋洒洒总结了朗道学派的七大特点，偏偏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颇以为憾。其实，对于朗道学派内部这种一人独尊的文化，学派内人士并非没有非议，只是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批评而已。朗道五十岁生日时曾收到弟子和朋友们赠送的许多有趣的礼物，其中有两幅漫画颇具深意，一幅把朗道绘作上帝派到人间向芸芸众生传喻量子力学的圣徒(图12)，一幅将朗道绘作君临“兽界”作威作福的狮王(图13)。细想起来，这两幅宣扬朗道至高无上的漫画，又何尝不是圈内人士对朗道学派内部文化的一种讽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