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于1834年来华，并于1853年11月4日，在广州开设新豆栏眼科医局，也就是博济医院前身，这意味着以行医治病为主要手段的医学传教方法正式形成。伯驾还组织建立了中华医务传教会，号召医务传教。嘉约翰来华医务传教也受其影响，1854年来华后嘉约翰一直在新豆栏眼科医局协助伯驾工作。1855年伯驾返回美国，提议由嘉约翰接管新豆栏眼科医局，于是自1855年5月起嘉约翰接替伯驾全权负责眼科医局的事务。次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创立21年的眼科医局在这一年的12月被毁。为躲避战争嘉约翰本人于1857年7月返回美国，重回费城杰斐逊医学院进修提高医术，同时还在美国为重建医局募捐。1858年11月，嘉约翰回到广州，在广州南郊江边增沙街上找到房屋作为新的医院地址，1859年1月正式开业，取“广施善行”之意，新的医院被命名为博济，也就是日后的博济医院。博济医院的设施处于当时中国领先水平，医院负责人嘉约翰通过四处募捐资金，不断完善软硬件建设，医院规模不断扩大，除增设手术室和留医病房，还增设门诊所和宿舍，使其基本上具备了近代医院的功能。在科室设置上也不同于之前的眼科医局仅局限于外科这种最能体现西医疗效的科室，还增设了内科、产科、妇科、儿科，与现在医院‘内外妇儿’为主轴的科室设置是相差无几。除位于广州的总部医院外，还在佛山、肇庆设立分诊所，进一步扩大了医院的影响力。嘉约翰担任博济医院院长期间共治疗约39440名住院病人和740324名门诊病人，患者来自中国南方的大约4000个乡镇。为提高博济医院的知名度，也为降低当时国人对西医的防备心理，嘉约翰特意聘请中国医生关韬和黄宽，在他们的帮助下博济医院声名日盛。自1859年1月正式开业到1898年嘉约翰卸任的近四十年间，博济医院医疗事业飞速发展壮大，总床位从1860年的50张增加到1874年的120张。1875年博济医院门诊患者数多达18000人，共接收住院病人约1000人。到1935年博济医院共治疗病人200余万，进行外科手术20多万例次。博济医院可以说成就斐然，不仅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综合性多功能医院，更是开创了中国医学领域的多个第一。当时的博济医院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的医院，也在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的人们甚至评价博济医院为‘中国新医学发达的始源’。嘉约翰还十分关心中国医学教育问题，他也在将西医教育引入中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1862年的报告中嘉约翰就写道：‘为青年人提供外科医学与技术的教育已经被看作医院目标的重要部分。目前这项工作尚不能达到需要的程度，但学生们获得的知识已足以使他们在治疗许多种疾病时远远优于本地医生，特别是在外科的所有部门。’以师带徒是最传统的教学方式，前任医学传教士伯驾采用这种方法培养出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医关韬。但传统的教学方法除了效率低下外，也无法适应分科越加精细的医学发展，建立医科院校势在必行。1866年博济医校正式开学，开始对中国学生进行系统的医学培训，目标是培养中国本土西医人才，正如他所说：‘为了这个帝国众多的百姓，建立一所设备齐全的医院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相信，学习治病救人技术的机会，将会与治病救人的技术本身一样受欢迎。’”#医学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