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历史上，经历过三次浩劫：其一为南宋末年蒙古兵屠蜀；其二为明末川南和贵州彝族屠蜀、张献忠屠蜀、姚黄贼（另一股入蜀的陕西流寇）屠蜀所造成的四川人口锐减；其三为1960年前后的粮食饥荒，四川被祸尤惨，这里不展开讲。

元世祖忽必烈的谋臣、北方大儒郝经在《蜀亡叹赠眉山唐仲明》一诗中云：“子规啼缺峨嵋月，嘉陵江中半江血。青天蜀道为坦途，马蹄蹴落阴山雪。芙蓉城碎朔风急，虓虎磨牙绮罗穴。不识兵戈三百年，叠鼓一声肝胆裂”，就是讲蒙古兵屠蜀之事。南宋《昭忠录·王翊传》载：“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这里所述的“二太子”，乃元太宗窝阔台之次子阔端，蒙古人初入蜀即屠成都，以至“城中百姓无得免者”。明代四川新都状元杨慎在《全蜀艺文志》里辑《史母程氏传》中云：“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袒示人，未尝不泣下。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贺清权《成都录》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南宋大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载：“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明末川南彝族土司奢崇明、贵州彝族土司安邦彦和川南大小凉山彝族奴隶主屠蜀，现代史家往往不讲，不知道是不了解这段历史，还是因为民族团结的原因故意避讳，实际上这次杀戮对四川人口造成的损失还是相当惊人的，如当时人曹学俭在《蜀中广记·边防记第四》中说：“宁番一卫为屯者凡九十有二，今无一人存矣。行数十里，鸡犬无声，人烟绝迹，间有一二存者，亦刀锯之孑遗耳”；《明熹宗实录》天启五年正月乙丑载：“云南巡按朱泰祯疏言……臣所经建昌一道……独有松林站以至礼州，从禄马站以至白水，共四百里，白骨山积，营垒丘墟，室庐空旷，夷氛独横。”

关于张献忠的屠蜀，现在有些人不相信，硬说是满清统治阶级的诬陷，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明朝遗民王船山先生在《永历实录·王祥传》中是怎么说的吧，“献忠之在蜀也，杀掠尤惨，城邑村野，至数百里无人迹。民逃入深山，不得食而死者委填岸谷；或采草木叶食之，得生者久乃化为野人，裸处林栖，体生白毛，遇人则搏杀之而吮其血”。又打败入蜀的满清肃亲王豪格的南明平寇将军杨展在四川广汉所刻的《万人坟碑记》中云：“崇祯十七年，逆贼张献忠乱蜀，将汉州（今广汉）人杀戮数十万，予奉命平寇复省，提兵过此，痛彼白骨，覆以黄壤，爰题曰万人坟，是用立石。凡我士民，春秋霜露，伤父兄之惨难者，一以恸先灵，一以仇寇厲，拜扫依依。忠孝之思，竖髪难昧，宁不勃然而兴乎。挂平寇将军印左都督杨展题，隆武二年仲冬月吉”。此碑是民国时期才在广汉出土的，不存在满清诬陷之说。

明末四川遂宁人张琅在《烬余录》中说：“今统以十分而论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及二，其一则死于病也”。明末四川新繁县（今四川新都）学者费密在《荒书》中说：“汉中府为贼掠者遂留川东、川北之山谷间为贼，夜捉人而系之，年余乃解，面颊上刺天王、大王等字，使不得归，归则有司以曾为贼治罪。久之，党遂众，贼首最著者曰摇天动，曰黄龙。蜀谓之摇黄贼”。明末四川通江人李馥荣在《滟滪囊》中记：崇祯六年姚黄贼攻破川北诸寨硐，对当地人民“恣所欲为，剔目割耳、劓鼻截舌、断手斮胫、剥肤抽肠，甚之贯小儿于矛上，投活人于汤火，视其颠连踬踣，群用为戏。兇恶惨毒，有笔不能尽书者”。《五马先生纪年》中说：“戊子（清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二十二岁。其年更荒，米价更贵。一升值银三两，河东就是六两。仍是锄耕，以人代牛…栽秧完，突又遭姚黄贼自河东来。其贼马步兵俱有，男妇俱有，因无粮，全杀人以为食。痛哉！此番之惨较百倍于前矣，余不忍言”。大西军刘文秀幕僚、四川广安人欧阳直在《欧阳氏遗书》中记载：“摇黄贼袭破达州、渠县、营山县，出劫蓬州、西充、南充、南部、广安、岳池、邻水、大竹各地……摇黄贼屠巴州、通江、东乡、太平、达州、梁山、新宁、开县，各地方人烟俱绝……摇黄贼攻破长寿、垫江、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渠县、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营。所获壮丁用生湿牛皮条捆之，交其面背粮，无人得脱，积尸遍地，臭闻千里……丙戌（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摇黄贼、行十万、争天王、夺世王、争食王、马朝俱移大营屯住于广安州之河东，顺江棋布而居。上抵达州，下抵合阳。连营千余里，数日内草木根俱为采薪挖尽，采粮至月余路而后返……杀人之多而且惨者莫过于献贼，然杀人之多而且为戏乐者更莫甚于摇黄贼。盖西营杀人秉承于头目，至摇黄贼营内，并二三尺童子亦自专其杀，亦逢人便杀。余自西营归里后，又为摇黄执入营。尝见贼每以小儿抛空中，下用长枪刃接儿，承之使儿横签刃上，手足抓刨如飞状，众则哄然大笑。又见将人活绑树上，于肘下戮洞，盘出其肠缠其身，以为乐。又见将小儿提起手足，以儿头撞钟，鸣则髓出，众皆称快。如此惨虐，殆又甚于献贼矣。”

不过，不论是宋末蒙古兵的屠蜀，还是明末张献忠、姚黄贼的屠蜀，屠杀的地区主要都是在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内。对于川南的崇山峻岭来说，仍然有相当多的汉人借助地利幸存了下来，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地方的土著汉族仍然大部分是古代四川汉族的后裔。四川南部宜宾山区的凌霄城，是南宋末年余玠守蜀时，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冉氏兄弟“倚山制骑”策略，所修建的山城防御体系的一个军事要塞，即使在钓鱼城陷落之后多年，这里的汉族居民仍然在坚持抗元。我这次到川南山区，亲眼目睹了地势的险峻与林木的茂盛，这些地区，即使是现代战争，要想将当地人杀绝也是不可能的。 http://t.cn/A6ozZgTp http://t.cn/A698uw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