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喜欢的插画师@-VanillaHchi 给纽约客画了插画，我顺势读了这篇叫《北京烤鸭》的短篇，作者是美国华裔作家Ling Ma。可能是我真的很久没读短篇了，我好喜欢这篇小说。我来讲讲这个故事。

—————————
这是一个移民家庭的故事。因为父亲来美国读书，母亲放弃在国内比父亲薪资更高的工作，一同来到美国，在一个拥有豪宅的家庭里做小孩的保姆。几年之后，7岁的女儿也来到美国和父母共同生活。

母亲带着女儿一起去豪宅里工作。女儿记得有一天，一个推销清洁用品的推销员来敲门，或许是母亲的英语不好对方没有听懂，也或许是他故意为之，总之当母亲说主人不在家、请稍后再来时，推销员却把这作为对他的邀请，进入了屋内，坚持不屑地推销清洁产品。

成年后的女儿后来成了一位作家，她把这段往事写进小说，故事最后以母亲失去工作而告终，女儿则旁观了整个过程。后来，她出版了小说集，请母亲在北京烤鸭店里吃饭，拿来样书和她分享这个好消息。书里就有那个保姆和推销员的故事。

那次用餐并不愉快，母亲把自己代入进了小说中的形象，而她并不喜欢那个形象，也不认为年纪太小的女儿真正理解所发生的事。她想消解掉推销员闯入家中带来在危险和难以预测的处境，认为女儿把故事写成那样太美国了。这让女儿想起，在自己的学生时代，母亲也总试图消解她在学校里所遭受的欺凌，她粉饰发生在她们身上的移民矛盾，她需要相信她所付出的代价给女儿带来了幸福，哪怕这是一种伪装的幸福。

于是女儿轻易学会了使用谎言应对，“英语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语言游戏，单词通过最松散、最脆弱的联系与它们的含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谎很容易，我用中文说实话，用英文编故事。”她在年少时这样认为。

最终，这次用餐在两人沉默的隔阂中结束。

但是故事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却突然把叙述主体转向母亲，以她的视角重新讲述了这个推销员闯入的故事。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场景，没有演变成冲突，但显然带着强烈的侵入性和不适感，危险在爆发的临界点。而年幼的女儿并不理解这一切，不论是事件本身，还是当下母亲微妙的情绪。

—————————
当一个故事被像“电话游戏”一样反复转述、不断重构，它就像一个被加上一层又一层相框的照片一样，每个转述者都赋予它自己的理解，最初的意思也被消解在这些重构之中。作者Ling Ma也在访谈中说，她想讲述的就是移民框架下的这种复述，一代移民的故事通常是由英语更流利、也更被文化同化的二代移民转述给西方读者们，“他们不仅在语言上翻译这些故事，也使它们在文化上更容易被西方观众所喜欢。我也在思考，这些一代移民的经历是否能被他们的孩子忠实地讲述。”

小说中一条更有意思的线索，是关于一个北京烤鸭的故事。在女儿念MFA时的一次工作坊中，同学们讨论到《莉迪亚·戴维斯故事集》中的一篇文章《最幸福的时刻》，文章写道，如果问起她最幸福时光，那她曾经在一本书中读到过的，一个英语老师让他的中国学生们（一群学英语的中年教师）写一篇关于自己最幸福的时光的文章，其中一个朱老师写到了自己有一次在北京参加宴会，吃到了北京烤鸭，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光。但最后朱老师又坦白说，其实这是我妻子的经历，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提起，虽然我并不在现场，但那也是我的幸福时光。

在这个故事中，妻子吃到了北京烤鸭，并告诉了朱老师，朱老师写进了英文作文里，被从美国来到湖南教英文的马克·萨兹曼读到，马克·萨兹曼把这个故事写进自己的回忆录《钢铁与丝绸》中；而在《莉迪亚·戴维斯故事集》里，作者复述了她在《钢铁与丝绸》中读到的那个故事。

在工作坊里，同学们就这篇文章讨论到关于这种故事的转述与重构，讨论到在复述别人的故事时，复述者真能认为自己是作者吗？究竟谁是这个故事真正的作者？挪用一个故事和复述并使其成为新故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它早已不再关于“最幸福的时刻”，不再关于“北京烤鸭”。北京烤鸭的故事正在一层层的相框中变成一个带有新的含义故事。

——————————
我太喜欢这篇小说了，在几天时间里把它读了好几遍，差点就要翻译出来（但还是没有翻译）。——打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我这种“用自己的语言把故事讲了一遍”和“准确翻译这篇小说”，正好对应了特德·姜在前几天那篇ChatGPT的文章中说的，关于AI“用有别于精确语言的、较模糊的语言来叙述一件事时，我们更容易觉得那是它思考和理解后的结果”的结论。突然有点好笑。

晚上开始读LingMa的长篇小说Severance。本来只是喜欢这个插画师的，结果由此喜欢上了一位作家。